馮天瑜：儒家 『五倫』說辨析

作者：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馮天瑜

『五倫』說是儒家倫理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兩漢以來的倫常說，將『三綱』與『五倫』一體論之，一併推尊爲人倫準則；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則將『三綱五常』視作吃人的舊禮教，加以整體摒棄。其實，無論肯定還是否定，將『三綱』與『五倫』捆綁在一起並不完全符合思想史實際。『三綱』說與『五倫』說雖然都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宗法觀念的表現，有相通性，但二者的主旨和成說時期皆有差異，分別代表我國傳統倫常觀念的兩種走勢，應當區別對待。

大體言之，醞釀於戰國、定形於秦漢的『三綱』說是皇權時代的產物，體現了君主集權制下的垂直式獨斷，強調的是上對下的等級威權以及下對上的無條件服從。而形成於先秦的『五倫』說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遺存和分權之義，蘊蓄著血親溫情。『五倫』說，即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著人際間的溫馨、理解和信任，包含著發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講究的是『情理』和人際關係的對稱性、和諧性。

『五倫』說主張的君臣關係，集中反映在【尚書】【左傳】【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義表述中，其精義有二：其一，下是上的基礎，民眾是立國的根本。【尚書】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此精義的著名表述。【老子】一書則從貴與賤、高與下的辯證關係立論，強調『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爲本耶？』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孟子提出了『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名論。其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聖心。【尚書】載周武王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稱：『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老子】則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五倫』說對君與臣兩方面都提出要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民本主義者的一個經常性論題，是『愛民』『利民』，反對『虐民』『殘民』。孟子反覆勸導國君『保民而王』，荀子則有警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唐太宗與魏徵君臣對中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名論，即承襲於此。在其他人際關係中，『五倫』說同樣提出雙向性要求。例如，在夫婦關係上，以『義』爲標準，強調『夫婦以義事，義絕而離之』『夫不義，則婦不順矣』；在父子關係上，主張『父慈子孝』；在兄弟關係上，主張『兄友弟恭』；在朋友關係上，講究互利互助，主張『交友之旨無他，彼有善長於我，則我效之；我有善長於彼，則我教之。』

清末民初的學者梁啓超慧眼卓識，將『五倫』的精義概括爲『相人偶』，也即互敬互助的人際關係。他指出：『五倫全成立於相互對等關係之上，實即「相人偶」的五種方式。故【禮運】從五之偶言之，亦謂之「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人格先從直接交涉者體驗起，同情心先從最親近者發動起，是之謂倫理。』『五倫』說對人們提出互敬互助的要求，以形成較爲和諧的人際關係，在今天來說也不無現實意義。

當然，『五倫』說作爲宗法等級社會的產物，側重強調『義務』，尤其是下對上的義務，而基本沒有涉及權利問題，沒有對民眾享受權利和運用權利給予法定性的肯認，故我國傳統社會不可能充分實現社會和諧。秦以下專制皇權社會存在的兩千多年間，社會動亂此伏彼起，便是明證。我們今日建設和諧社會，可進一步弘揚『五倫』說在人際關係上的雙向觀照、和諧相處之義；同時要超越前人，有所創發，如在義務與權利的統一上實現不同層級的良性互動。這是社會長治久安、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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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先生【儒家『五倫』說辨析】讀後

馮先生對『三綱』與『五倫』的辨析，可謂切中肯綮。二者雖同屬傳統倫常範疇，然其思想內核與歷史語境實有本質差異。『三綱』凸顯垂直威權，而『五倫』則植根於先秦人文精神，尤以對等性、互動性爲特質。此論不僅廓清了思想史的混淆，更爲重新審視儒家倫理提供了重要視角。

一、『五倫』的對稱性：從血親到政治的倫理延展
孟子言『五倫』，首重『父子有親』，以血緣溫情爲倫理基石。此種自然情感推擴至君臣、朋友等社會關係，遂形成『義』『信』等對等原則。如【孟子·離婁下】強調君臣『手足—腹心』之喻，其 reciprocity（互惠性）顯然不同於『三綱』的單向服從。值得注意的是，此說與【禮記·禮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一脈相承，皆以『和合』爲旨歸，而非後世『君爲臣綱』的絕對化表述。

二、民本思想：五倫的政治哲學向度
馮先生引【尚書】【老子】證『民惟邦本』，實爲的論。先秦儒家論君臣關係，始終以『民意即天意』爲前提。孟子『民貴君輕』說非孤立之論，【荀子·王制】更直言『君者，善群也』，將君主職能界定爲『群道』實踐。此種思想與封建制（分封制）下的權力分散結構相呼應——周代『天子—諸侯—大夫』的層級關係中，臣屬對君主的效忠以『保民利民』爲條件，此即『五倫』中『君臣有義』的歷史語境。

三、古今之辨：五倫說的現代啟示
『五倫』的當代意義，在於其蘊含的契約精神。朋友之『信』與君臣之『義』，皆以雙向責任爲內核。相較於『三綱』的剛性等級，『五倫』更接近一種倫理協商模式。如魏徵以『水舟之喻』諫唐太宗，恰是『五倫』精神的實踐——君權非絕對，而需以『民本』爲約束。此點對現代組織管理、人際交往尤具參考價值。

結語
馮先生之文，揭示了儒家倫理內部的多元面向。今日重釋『五倫』，非爲復古，實欲掘發其『關係對等』『責任共擔』之智慧，以療治現代社會的倫理原子化痼疾。若去其時代局限而存其人文精髓，則先秦儒家的這份遺產，未嘗不可爲構建新型人倫提供思想資源。

（全文約780字）

馮天瑜先生【儒家『五倫』說辨析】之管見

馮先生對「五倫」與「三綱」的辨析，可謂切中肯綮。二者雖同屬傳統倫常範疇，然其思想內核與歷史語境實有本質差異。今就先生所論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五倫」的對稱性與情理基礎
「五倫」之說肇端於先秦，尤以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綱領。其核心在於「雙向義務」：父子之親非單方面孝悌，而需父慈子孝；君臣之義亦非絕對服從，而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此種關係以「情理」爲紐帶，注重人際互動的對等性，與秦漢後「三綱」之單向支配截然不同。

馮先生引【尚書】【老子】民本思想爲證，尤爲精當。如「民惟邦本」之說，實爲「五倫」中君臣關係的政治延伸——君權之合法性源於對民意的尊重。孟子「民貴君輕」、荀子「舟水之喻」，皆由此生發。此與董仲舒「屈民而伸君」的「三綱」論（【春秋繁露】），顯然分屬兩種倫理體系。

二、「三綱」的專制化轉向
「三綱」定型於秦漢帝制時代，其「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之強調等級絕對性，實爲法家「尊主卑臣」思想與陰陽家「陽尊陰卑」理論的糅合（如韓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順之說）。此與先秦儒家「君仁臣忠」的互動倫理已有本質嬗變。程朱理學雖試圖以「天理」論證三綱，然其「存天理滅人慾」的極端化傾向，終使倫常淪爲壓制性工具。

馮先生指出「五倫」保留氏族民主遺存，誠爲卓見。如【左傳】「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孟子】「誅一夫紂」之論，皆體現先秦儒家對政權更迭的理性態度。而「三綱」則通過神化君權，消解了此種批判性。

三、重估「五倫」的現代價值
新文化運動批判「吃人禮教」，其矛頭實指向宋明以降異化的「三綱」倫理，而非先秦「五倫」本義。今日若剝離專制附會，「五倫」中「朋友有信」的平等精神、「夫婦有別」的協作意義（【禮記】言「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仍可爲現代社會提供倫理資源。

結言之，「五倫」與「三綱」之辨，不僅關乎學術史真相，更涉及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路徑。馮先生之論，爲重構儒家倫理的現代詮釋提供了重要思路。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依馮先生框架申論，強調「五倫」的互惠性本質與「三綱」的專制化變異，並嘗試指出二者在思想史上的分殊。引證兼顧經學原典與歷史脈絡，力求符合專業國學研究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