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儒家 “五伦”说辨析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冯天瑜

“五伦”说是儒家伦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以来的伦常说，将“三纲”与“五伦”一体论之，一并推尊为人伦准则；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则将“三纲五常”视作吃人的旧礼教，加以整体摒弃。其实，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将“三纲”与“五伦”捆绑在一起并不完全符合思想史实际。“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相通性，但二者的主旨和成说时期皆有差异，分别代表我国传统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应当区别对待。

大体言之，酝酿于战国、定形于秦汉的“三纲”说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集权制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而形成于先秦的“五伦”说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和分权之义，蕴蓄着血亲温情。“五伦”说，即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着人际间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包含着发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讲究的是“情理”和人际关系的对称性、和谐性。

“五伦”说主张的君臣关系，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其精义有二：其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的根本。《尚书》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此精义的著名表述。《老子》一书则从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立论，强调“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毂，此其以贱为本耶？”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论。其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尚书》载周武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老子》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荀子则有警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即承袭于此。在其他人际关系中，“五伦”说同样提出双向性要求。例如，在夫妇关系上，以“义”为标准，强调“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在父子关系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在朋友关系上，讲究互利互助，主张“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

清末民初的学者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概括为“相人偶”，也即互敬互助的人际关系。他指出：“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五伦”说对人们提出互敬互助的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今天来说也不无现实意义。

当然，“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给予法定性的肯认，故我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存在的两千多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我们今日建设和谐社会，可进一步弘扬“五伦”说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观照、和谐相处之义；同时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不同层级的良性互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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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先生《儒家“五伦”说辨析》读后

冯先生对“三纲”与“五伦”的辨析，可谓切中肯綮。二者虽同属传统伦常范畴，然其思想内核与历史语境实有本质差异。“三纲”凸显垂直威权，而“五伦”则植根于先秦人文精神，尤以对等性、互动性为特质。此论不仅廓清了思想史的混淆，更为重新审视儒家伦理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五伦”的对称性：从血亲到政治的伦理延展
孟子言“五伦”，首重“父子有亲”，以血缘温情为伦理基石。此种自然情感推扩至君臣、朋友等社会关系，遂形成“义”“信”等对等原则。如《孟子·离娄下》强调君臣“手足—腹心”之喻，其 reciprocity（互惠性）显然不同于“三纲”的单向服从。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与《礼记·礼运》“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一脉相承，皆以“和合”为旨归，而非后世“君为臣纲”的绝对化表述。

二、民本思想：五伦的政治哲学向度
冯先生引《尚书》《老子》证“民惟邦本”，实为的论。先秦儒家论君臣关系，始终以“民意即天意”为前提。孟子“民贵君轻”说非孤立之论，《荀子·王制》更直言“君者，善群也”，将君主职能界定为“群道”实践。此种思想与封建制（分封制）下的权力分散结构相呼应——周代“天子—诸侯—大夫”的层级关系中，臣属对君主的效忠以“保民利民”为条件，此即“五伦”中“君臣有义”的历史语境。

三、古今之辨：五伦说的现代启示
“五伦”的当代意义，在于其蕴含的契约精神。朋友之“信”与君臣之“义”，皆以双向责任为内核。相较于“三纲”的刚性等级，“五伦”更接近一种伦理协商模式。如魏征以“水舟之喻”谏唐太宗，恰是“五伦”精神的实践——君权非绝对，而需以“民本”为约束。此点对现代组织管理、人际交往尤具参考价值。

结语
冯先生之文，揭示了儒家伦理内部的多元面向。今日重释“五伦”，非为复古，实欲掘发其“关系对等”“责任共担”之智慧，以疗治现代社会的伦理原子化痼疾。若去其时代局限而存其人文精髓，则先秦儒家的这份遗产，未尝不可为构建新型人伦提供思想资源。

（全文约780字）

冯天瑜先生《儒家“五伦”说辨析》之管见

冯先生对‘五伦’与‘三纲’的辨析，可谓切中肯綮。二者虽同属传统伦常范畴，然其思想内核与历史语境实有本质差异。今就先生所论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五伦’的对称性与情理基础
‘五伦’之说肇端于先秦，尤以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纲领。其核心在于‘双向义务’：父子之亲非单方面孝悌，而需父慈子孝；君臣之义亦非绝对服从，而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此种关系以‘情理’为纽带，注重人际互动的对等性，与秦汉后‘三纲’之单向支配截然不同。

冯先生引《尚书》《老子》民本思想为证，尤为精当。如‘民惟邦本’之说，实为‘五伦’中君臣关系的政治延伸——君权之合法性源于对民意的尊重。孟子‘民贵君轻’、荀子‘舟水之喻’，皆由此生发。此与董仲舒‘屈民而伸君’的‘三纲’论（《春秋繁露》），显然分属两种伦理体系。

二、‘三纲’的专制化转向
‘三纲’定型于秦汉帝制时代，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强调等级绝对性，实为法家‘尊主卑臣’思想与阴阳家‘阳尊阴卑’理论的糅合（如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顺之说）。此与先秦儒家‘君仁臣忠’的互动伦理已有本质嬗变。程朱理学虽试图以‘天理’论证三纲，然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化倾向，终使伦常沦为压制性工具。

冯先生指出‘五伦’保留氏族民主遗存，诚为卓见。如《左传》‘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孟子》‘诛一夫纣’之论，皆体现先秦儒家对政权更迭的理性态度。而‘三纲’则通过神化君权，消解了此种批判性。

三、重估‘五伦’的现代价值
新文化运动批判‘吃人礼教’，其矛头实指向宋明以降异化的‘三纲’伦理，而非先秦‘五伦’本义。今日若剥离专制附会，‘五伦’中‘朋友有信’的平等精神、‘夫妇有别’的协作意义（《礼记》言‘夫妇和而后家道成’），仍可为现代社会提供伦理资源。

结言之，‘五伦’与‘三纲’之辨，不仅关乎学术史真相，更涉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冯先生之论，为重构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提供了重要思路。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冯先生框架申论，强调‘五伦’的互惠性本质与‘三纲’的专制化变异，并尝试指出二者在思想史上的分殊。引证兼顾经学原典与历史脉络，力求符合专业国学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