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为儒学研究正名 儒学民间推广不等于庸俗化

近年来，在大学与社会两个层面，国学院儒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另一方面，对此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这表明社会的声音变得多元，是值得欢迎的现象。然而对于儒学研究的某些批评，却令人难以苟同，故作以下几点分析（恕不列举观点出处）：

复旦教授为儒学研究正名 儒学民间推广不等于庸俗化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成立

1.有人认为在传统文化热的背景下，在哲学系的体制内各种国学院儒学班粉墨登场，并且夹带着权力欲铜臭味的气息，使得本应严肃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机构，被某些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闹得乌烟瘴气。这类批评和指责显然有所特指，倘若果真如此，则理应大声挞伐，这样的所谓国学或儒学不要也罢，然而儒学研究向来是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这是毋容置疑的。的确，在当今中国的大学体制内，哲学系承担了儒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但在某些大学的历史系或中文系也有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传统，而儒学研究在广义上也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世界，更会发现儒学研究在国外大学机构中大多并不归入哲学系而是历史或中文系。因此未来儒学研究更应整合文史哲的多元性资源，这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2.在另一些人看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太多的泥沙与沉渣，如胡适在百年前所说，儒学只是一种让人稳当地做奴隶主或奴隶之术，在需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现代社会尤其不应该弘扬所谓的儒学。这类批评显然沾染了五四以来某些近代知识人激烈反传统的思想情结。然而这种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倘若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摈弃，唯有对传统的自我否定才能向西方看起并实现现代化，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3.还有人认为传统儒学是一套复杂的由信仰系统、政治治理、社会伦理和个人修养等理论所组成的文化系统，既是一种宗教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因此在当今大学以严分学术与宗教、学术与政治为根本旨趣的现代学术机制当中，无法容纳这种包罗万象的儒家文化的学科存在，否则便会使得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现代大学出现不伦不类的怪胎机构迹近寺庙或教堂之类的信仰机构，从而严重干扰现代大学体制的学术纯粹性。对于这类担忧，窃以为纯属杞人忧天。理由很简单，儒学研究并不是宣扬儒家式的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故不至于冲击或干扰现代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的机制。诚然，儒学是一套文化系统，但儒学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更是一种人文精神传统，对于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被93年〖世界伦理宣言〗所认可的伦理价值观等等，我们应当认真严肃地展开学术研究，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儒学研究一概加以排斥，则是不可取的。

对以上三种意见提出反批评之后，我愿意以长期从事儒学研究的普通学者的身份，对于当今儒学研究何以必要的问题聊述鄙见。主要谈两点：第一，目前在许多大学成立的各种学术机构可谓林林总总，其中或有鱼目混珠的现象，对此自然应当进行批评。但是，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提倡或鼓励发展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新模式，其必要性则是不容置疑的。儒家文化固然不是哲学一家可以一统江湖，其中必包含历史、文学等各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未来儒学研究的理想模式本应包含文史哲多学科的存在，以充分展现以儒学为主、融合佛道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因此，儒学研究的团队组建更应吸取人文学科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以共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第二，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上是一种多元性的存在，从功能上看，大致有学术性儒家、政治性儒家与民间性儒家等三种区分（也有学者主张另有精神性儒家一支，此不赘述）。学术性儒家概指儒家的学术思想，对其进行研究是历来儒学研究的主流；政治性儒家概指儒家在政治层面的思想主张，如仁政思想、王道思想等等，对此展开学术研究也是历来儒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至于民间性儒家，与儒家思想从来具有世俗性特征有关，因为儒家思想从先秦时代发生之初起，从来就不是宗教哲学或经院哲学，而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得以不断存续和发展，特别是宋明以降，随着科举与书院等文化制度的确立与扩展，儒学思想走入民间并在下层社会得到极大发展，迎来了民间儒学发展的高峰，对此进行学术研究当然也是儒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大学体制内的学者当中，对于儒学研究过于靠近政治或投身民间，存在一种深刻的担忧，担心学术研究出现权势化附庸化甚至金钱化，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附庸化等现象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

然而，从一种广义上的学术视域来看，儒学所强调的入世精神及其社会关怀不应被排斥在学术研究对象之外，相反，我们更应提倡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现实关怀精神；另一方面，依据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可以使大学的儒学研究与社会的儒学实践产生积极的互动，而不至于引发两者的矛盾冲突。也正由此，儒学在民间社会的推广、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并不能等同于儒学附庸化或庸俗化。重要的是，对于各种不同面相的儒学思想展开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就有必要将儒学研究本属于中国哲学这一单独学科体制当中释放出来，而借助儒学院以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就在此。

最后我想说的是，制度不在，文化犹存，也就是说，承载儒家文化传统的旧有体制虽然已经不复存在（有学者由此得出儒家已成亡灵的结论），但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却无法泯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当根据怎样的文化信念来推进文化制度的重建？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之成立与当代儒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刍议

（一）体制内儒学研究之学术正当性辩
当代大学体制内儒学机构之设立，实为学术分工精细化之必然。考诸西方汉学传统，儒学研究在哈佛燕京学社、莱顿大学汉学院等机构，皆以跨学科形态存在。哲学系主导仅是中国特殊学术生态使然，非儒学本质属性所限。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时即强调："儒学当贯通经史子集，非一家一派所能囿"。今日儒学院之设，正可突破学科壁垒，整合经学诠释、历史考据与哲学思辨三重维度。至于江湖术士之讥，此乃学术规范失序问题，与儒学本身无涉，犹不可因噎废食。

（二）传统与现代性之辩证关系析微
胡适"做奴隶之术"的论断，实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矫枉过正。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早已指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类型，恰可为现代公民社会提供道德资源"。观新加坡以"五伦"重构现代企业伦理，韩国将"乡约"转化为社区自治规范，皆证儒学具有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杜维明教授倡导的"精神人文主义"，更彰显儒学参与现代性对话的潜力。传统绝非现代化之敌，恰如江河必有其源。

（三）儒学作为研究客体与价值体系之界分
现代大学完全可秉持价值中立原则研究儒学，此与神学院建制有本质区别。陈来教授在《仁学本体论》中示范了如何以现象学方法解析儒家心性论。德国图宾根大学设有儒教研究所，却未闻其干扰学术中立。关键在严守学术规范：以文献学方法处理经典，以史学态度审视流变，以哲学思维剖析理论。宗教性体验当属个人信仰范畴，与学术研究泾渭分明。

要之，当代儒学研究正当秉持三重原则：学科整合的开放性、现代诠释的创造性、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上海儒学院之成立，非为复古，实乃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建中国学术主体性之重要实践。儒学的真价值，正在于其能经受理性检视而历久弥新，此即《中庸》所谓"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之现代意义。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之成立，实为当代儒学发展之重要标志。针对近日学界对儒学研究之质疑，余不揣浅陋，谨陈管见如次：

一、关于学术体制与儒学研究定位
今之儒学研究，实为跨学科之综合学问。观乎国际汉学界，儒学研究多分布于历史学、宗教学、思想史诸领域，此正显其学术包容性。我国大学以哲学系为主阵地，辅以历史、中文诸系科共同推进，实为顺应学科发展之自然趋势。若谓体制内研究必染铜臭，此乃以偏概全之论。吾辈当以严谨之学术态度，区分真伪儒学研究者，而非因噎废食。

二、传统与现代性之辩证关系
胡适先生"奴隶之术"之说，实为特定历史语境下之激进言论。今观东亚现代化进程，日本、韩国、新加坡诸国，皆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之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型。儒家"仁学"体系中之道德主体性思想，与现代社会之公民精神本可相通。孟子"民贵君轻"之论，岂非民主思想之萌芽？王阳明"致良知"之说，何尝不是主体觉醒之先声？

三、儒学研究的学术边界问题
现代大学完全有能力以学术方法处理宗教性课题。西方大学神学研究已行之有年，未闻因此妨碍学术独立性。儒学研究者，当以历史理性之态度，辨析其信仰体系、政治理念与社会伦理之多重维度。所谓"儒学院即寺庙"之虞，实未明现代学术研究之真谛。试问：佛教研究是否必使大学成佛寺？基督教研究岂令校园变教堂？

要之，当代儒学研究当秉持三重原则：
其一，坚持学术本位，以严谨的文献学、历史学方法为基础；
其二，保持开放心态，与各学科展开对话；
其三，注重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

吾辈学人，既不可将儒学庸俗化为市井之术，亦不必因其传统属性而自我设限。当以"守先待后"之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儒家思想之解释体系，此方为真正意义上的"为往圣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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