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浅谈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陈来：浅谈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于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崇德尚义

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气氛。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风尚。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舞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为那些捍卫正义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支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儒家一贯强调明辨义利，主张明理节欲，在价值评价上对坚持道德理想追求的人进行褒扬，对追求个人私欲的人加以贬斥，人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

在这种道德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自觉修养和意志锻炼，同时在政治上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用道德礼俗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反对以刑罚暴力管理社会；对外则强调“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这些都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文明的特色。

群体优先

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中，重视人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把人作为一定的伦理关系中的人、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伦理责任的人，从而使个人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地与他和他人的关系相联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所代表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忠孝仁爱信义的德性品格相互配合与对应。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伦关系的美满。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处理群己关系，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是公，个人的利益是私，于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天下事就成为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责任，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忧国忧民情怀。孟子说，君子要“自任以天下之重”，就是要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又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汉代以后的士大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之名教是非为己任”。北宋范仲淹自颂其志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东林党人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初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的观念，是中国士大夫能超越家庭主义、地方主义而始终把国家整体事务作为己任的文化思想的根源。在这种思想文化里，不仅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首位，也凸显了以小我成就大我、以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

进取有为

进取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亡之际更成为激励人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读来回肠荡气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量，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发挥了爱国主义的激励功能，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维护民族文化生命的精神。

中华文化从夏商周以来传承连续，从未中断。在民族融合中，国家的政治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华民族不仅几千年来文化传承连续不断，而且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基本保持了稳定统一。抗战时期，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他总是引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说明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始终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

近代历史学家曾就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特征探讨过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历史学家认为，从这三个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文化，它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的凝聚力。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大责任。

文化自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首先，2500年前孔子整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意识，并形成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而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后又形成一种道统的意识，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使命。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儒家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

论儒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陈来先生对儒家文化人文精神的阐发可谓切中肯綮。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主干，其人文精神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更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家崇德尚义的精神传统，实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道德人文主义。孔子"杀身成仁"之教，非是简单的道德训诫，而是确立了道德主体性的至高地位。这种道德主体性将人从自然存在的层面提升至价值存在的维度，使人之为人的本质得以彰显。孟子"富贵不能淫"的人格理想，更是构建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尺度，使人在面对世俗诱惑时能够保持精神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道德追求并非压抑人性，而是通过"克己复礼"的修养功夫，实现人性的升华与完善。

儒家群体优先的伦理观体现了独特的关系性人文思维。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不同，儒家将人视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五伦体系构建了一个相互成就的道德宇宙。在这种视野下，个人的价值实现必然通过与他人的伦理互动来完成。程颐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正是这种关系性思维的极致表达。公而忘私的价值观不是对个体的否定，而是将个体置于更宏大的意义网络之中，使其获得超越性的生命价值。

在当代语境中，儒家的人文精神具有三重现代价值：其一，其道德主体性思想可为现代人的精神迷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其二，关系性思维能矫正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疏离；其三，天下情怀为全球化时代的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资源。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尤其显示出儒家道德自主性与现代主体意识的相通之处。

儒家的人文精神需要创造性转化。我们应当扬弃其历史局限，发掘其普世价值，使其在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活的精神传统，必将在现代文明的建构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