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歷史學者有責任糾正被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

李學勤：歷史學者有責任糾正被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

對於個體來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有時候只能說命該如此。事實上，我們走哪條路常常不是由你個人決定的，而是由一些必然的和偶然的外部事件構成。可是儘管如此，一個人必須要有一種自覺，不能隨波逐流，不能沒有自己的意志和要求。

如何有自覺的意識和要求呢，了解歷史就非常重要。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有着特殊地位的國家，擁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這是我們寶貴的財富，但是如果處理不好，就會成為包袱。如果從五千年國家民族的風風雨雨裏，找到我們應該走的方向，得出對當下有用的經驗和教訓，這樣，就可以說人有了自覺。所以自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了解歷史。

我覺得歷史可以給每個人一種重要的精神。什麼精神呢？前些天有人請我寫一個序，談到梁啓超，他最後要編一部【中國通史】。為什麼要編這樣一部通史，梁啓超說是因為愛國。我們說一個人愛國，為什麼要愛國，愛國家的什麼？因為我們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而且在近代以來，在逆境中重新站立起來，走上了崛起的道路。這是了不起的，一定會載入世界史冊的。這樣來說，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和愛國精神的培育是不可分的。

最近【解放日報】採訪我，我也說過一件事。20世紀80年代我有一次去天津南開大學講學，去南開主樓那就看到很多大紙寫的壁報，上面就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歷史有沒有用。那時我才知道一些人認為歷史沒有用。後來在演講或者講課的時候，我常常講這個話題。

如果你是在一個流水線上，很機械地做出一個東西來拿去賣了，那歷史可能沒有用。可是有沒有用，是要看我們國家、民族、時代有沒有什麼需求，有需求就有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就是有用的。

梁啓超講得很清楚，他是新史學最早的倡導者，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他就知道歷史是培養愛國精神的。新史學之所以『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更好地更有意識地把歷史和每個人聯繫起來，又把中國和整個世界的發展聯繫起來。

再說白一點，歷史從來是割不斷的，我們國家當前的現狀，是歷史造成的。你再想把它分開也分不開。它的現狀就是歷史的結果，而且現狀不斷地變為歷史。現在我們大家都講中國夢。這個夢是怎麼來的？為什麼大家有這樣一種心理和希冀，有一種對我們國家民族發展崛起的期待？我們只能說，這個夢本身就是歷史形成的，這個夢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我們要圓這個夢，就必須要以歷史作參照。

現在外國人很驚訝，為什麼中國能做到這些成績——很多方面中國已經領先於世界。外國人說中國變成一頭醒獅了，所以他們不習慣。不習慣可以理解，只要不是惡意的。我們還應該把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發展，我們人民的訴求，我們未來的走向，我們要和平發展，我們希望和世界共同前進的願望，都告訴世界。

其實我們中國的歷史很值得同世界講講。我記得第一次去美國，在華盛頓見到一些官方接待的人，他們就說，中國有排外的傳統。我就和他們辯論，我說我們有一個吸收外來思想和物質的傳統，我們的特點就是包容。我們什麼時候排過外了？漢朝的朝廷裏還有很多從胡人那裏來的官員，隋唐也是如此。到了清朝的時候我們閉關鎖國，那是我們挨打了。我們不希望如此，我們不想欺負任何人。這些歷史，我們都應該告訴我們的後代，告訴我們的國際友人。

我最早在1980年就提出，重新評價中國古代文明。我提出，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過去因為西方國家的種種偏見，被貶低了。更好地把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說明出來，對那些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加以糾正，這是我們歷史學者的責任。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記者羅容海採訪整理）

歷史自覺與文明自信：論歷史學者的當代使命

李學勤先生所言極是，歷史學者確有責任糾正被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這不僅關乎學術研究的客觀性，更是關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問題。中國古代文明的價值被低估，實則是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史學觀影響下的產物。從甲骨文到青銅器，從【尚書】到【史記】，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考古發現一再證明，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程度遠超西方學界原有認知。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將中國城市文明推至五千三百年前；二裏頭遺址的發掘，為夏代文明提供了實物佐證。這些考古成果不是孤立的發現，而是構成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完整證據鏈。

歷史自覺源於對文明本相的認知。梁啓超先生編撰【中國通史】的初衷，正是要建立這種文明自覺。他在【新史學】中指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種自覺不是盲目的自大，而是建立在嚴謹考證基礎上的文化自信。孔子修【春秋】，司馬遷著【史記】，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歷代史家莫不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當今歷史學者的使命，就是要以同樣嚴謹的態度，還原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坐標系中的真實位置。

歷史之用，在於為民族復興提供精神動力。李學勤先生提到的"中國夢"，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復興之夢。從秦漢大一統到唐宋盛世，從鄭和下西洋到康乾盛世，中華民族曾長期引領世界文明發展。近代的挫折不應遮蔽歷史的輝煌，反而應該成為我們重新審視文明價值的契機。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寫道："不理解現在就無法研究過去，而不研究過去也無法理解現在。"歷史研究的意義，正在於為當代發展提供文明智慧的支撐。

當代歷史學者應當超越簡單的史料考證，承擔起文明闡釋者的責任。陳寅恪先生提出的"了解之同情"，要求我們既要客觀研究，又要深入理解古代文明的內在邏輯。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強調，研究中國歷史必須"以中國解釋中國"，避免用西方理論生搬硬套。這種研究態度，對於糾正被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尤為重要。從甲骨文字到周易哲學，從禮樂制度到科舉取士，中華文明自成體系，其價值應當得到公正評價。

歷史是民族的精神命脈，歷史學者是這條命脈的守護者。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我們需要建立與五千年文明相稱的歷史敘述，讓世界看到中華文明的真實面貌與當代價值。這不僅是一項學術工作，更是一種文化使命。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唯有深入了解歷史，才能獲得真正的文化自覺，才能在文明對話中保持自信與定力。這是歷史學者不可推卸的時代責任。

歷史自覺與文明自信：論李學勤先生的歷史責任觀

李學勤先生所言極是。歷史學者確有責任糾正被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此乃當代學人之天職。歷史非徒記往事之學科，實為民族精神之載體，文明自覺之根基。中國古代文明遭貶低久矣，自西學東漸以來，華夏文明屢被置於西方文明標準下評判，此實為文明對話中之不幸。

歷史自覺乃民族精神之核心。太史公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即歷史自覺之要義。李學勤先生強調自覺意識之重要，實與孔子"溫故而知新"之教一脈相承。五千年文明史非數字之累積，乃精神之傳承。歷代先賢於竹帛間所留智慧，實為今人處世之明鏡。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之旨，正說明歷史之用在於培養此種自覺。

愛國精神必植根於真切之歷史認知。梁啓超先生編【中國通史】以愛國，此乃深諳史學真諦。顧炎武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責之意識，必源於對民族歷史之深刻理解。中國古代文明之價值，非僅存於博物館中，更活在於民族血脈裏。王國維先生治甲骨文字，使殷商歷史重現於世；陳寅恪先生考隋唐制度，彰顯中古政治智慧。此皆史家以學術報國之典範。

歷史之用，在於連接古今、貫通中外。章學誠言："六經皆史。"實則歷史皆可為經。當今中國之崛起，實為五千年文明邏輯之延續。李學勤先生所言"歷史形成的中國夢"，正是此意。錢穆先生著【國史大綱】，欲使國人知我華夏何以成今日之華夏；費孝通先生倡"文化自覺"，期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失其文化主體性。凡此種種，皆示歷史研究之現實意義。

當代史家之責任重大。一方面須如乾嘉學者般嚴謹治學，還原歷史本相；另一方面須如司馬遷般胸懷天下，使歷史智慧服務當代。面對西方中心論之偏頗，我們當以紮實學術重建中國文明敘事；面對歷史虛無主義之挑戰，我們應以確鑿史實彰顯華夏文明價值。陳垣先生治宗教史，既重考據之精，又見思想之通，可為楷模。

歷史學者當如李學勤先生所言，自覺承擔文明傳承之責。這不僅關乎學術真理，更關係民族精神之存續。中國古代文明之光輝，有待今人以新方法、新視野重新發現與闡釋。唯有立足自身文明傳統，方能真正平等參與世界文明對話，此乃歷史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