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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核心,不在漢後制度化、讖緯化、綱常化之儒學,而在先秦孔孟荀所立之元義。先秦儒學以天人合德立人道之尊,以義利相濟明價值之序,以民惟邦本定政治之本;漢後儒學因應大一統,雜陰陽災異、讖緯符命,飾以三綱名教,天道外在化,義利對立化,君權絕對化,遂失先秦儒學之主體精神。故曰核心在先秦儒學,取源頭活水,方見華夏文化之本真。
關鍵詞:先秦儒學;天道人道;義利之辨;民惟邦本;漢代儒學;文化核心
一、引言:何謂『核心』,何以辨源流
(一)核心在元義,不在制度
(二)先秦爲源,漢後爲流
二、天道與人道:先秦之合德與漢後之感應
(一)先秦:天道生生,人道以德配天
(二)漢後:天爲人格神,人道順天受命
三、義利觀:先秦之義爲利統與漢後之義利相斥
(一)先秦:義者宜也,利有公私
(二)漢後:正誼不謀利,義利成對峙
四、民惟邦本:先秦之民貴與漢後之君本
(一)先秦:天命靡常,民貴君輕
(二)漢後:屈民伸君,三綱定尊卑
五、結論:本在先秦,流在後世
(一)天人、義利、民本三變之總勘
(二)返本開新,取先秦之真精神
一、引言:何謂『核心』,何以辨源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一朝一夕之制,亦非一帝一王之功。其濫觴於上古,奠基乎先秦,而孔孟荀爲其樞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以六藝設教,開儒門之統緒。孟子承之,道性善,言仁義,倡仁政,辨王霸。荀子繼之,明天人,隆禮義,重法度,通群倫。此三家者,乃先秦儒學之主幹,亦華夏義理之根柢。
漢興以後,董仲舒對策,武帝尊儒,儒學遂登廟堂,成一代官學。然官學之儒,已非先秦之儒。其雜陰陽災異,附讖緯符命,以天人感應說君權,以三綱名教定秩序。經學繁盛,註疏浩繁,而義理之真,或隱或顯。宋明諸儒振起,談心性,辨理氣,立四書,固多發明;然其曲折深微處,亦已非先秦之本色。故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核心』,當以先秦儒學爲元核,而以漢後儒學爲流變。
何謂『核心』?非制度之隆,非官方之尊,非經生之眾,非名位之高。核心者,價值之源、人格之范、治道之魂也。先秦儒學確立仁義禮智信、修齊治平、民本、義利之辨、天人合德諸元義,爲後世立萬世之基。漢後儒學雖富,然多因時損益,雜於異學,附於皇權,失其主體。故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核心,在先秦儒學,不在漢代以後之儒學。
二、天道與人道:先秦之合德與漢後之感應
(一)先秦:天道生生,人道以德配天
『天』者,顛也,至高無上之稱;『道』者,所行之路,亦萬物當然之理先秦之天道,猶今所謂客觀規律者也。先秦儒家言天道,非以天爲喜怒無常之人格神,亦不以天爲渺茫不可知之物。其要在『天人合德』:天道生生,人道法天;天以健行不息爲德,人以自強不息爲德人道者,聖王之道也。
【論語·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非孔子不言天道,乃不輕以天道語人。孔子重在當下實踐,以仁貫人倫,以禮治身心。故其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在四時百物之中,不言而顯。
【周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以陰陽之流行言天道,以『繼善成性』言人道。天道非外於人性,人性即天道之稟賦。故【中庸】云:
天命於人者爲性,循性而行者爲道,修此道以化民者爲教。天道、人性、教化,一貫而下,非二元對立。
【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孟子以心性通天道,以『知天』爲道德實踐之極致。人非匍匐於天威之下,乃以盡心知性而合天。
荀子雖言『天人之分』,然非否定天道,乃謂人當明自然之理,不與天爭職,而能『制天命而用之』。先秦儒家之天道觀,無論孟子之合,荀子之分,皆以人道爲主體,以德性爲樞機。天非外在之威權,乃價值之根源。
(二)漢後:天爲人格神,人道順天受命
漢儒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爲骨,雜陰陽五行、災異譴告,建立天人感應之說。其言天也,漸成有意志、有喜怒、能賞罰之人格神。
【春秋繁露·郊義】: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夫『天人相與』,本可承先秦天人合德之緒。然董氏以災異爲天怒,以符瑞爲天喜,以君權爲天授,以綱常爲天制。於是天道成外在權威,人道成順天受命。人君承天意以治民,儒生借天變以諫君。此雖有限制君權之意,然其弊在將道德主體性交付於天,使儒學神學化、讖緯化。漢後盛行之讖緯之學,正此趨向之極。白虎觀會議定『三綱六紀』,以天意飾人倫,以名教束人心。先秦『以德配天』之主體精神,遂漸爲『以天制人』之權威精神所掩。
按:唯物辯證法認爲,主觀認識應符合客觀規律,並在實踐中發揮能動性。人道(主觀能動性)欲『成』事,須從客觀規律,否則反『敗』。可見,主觀能動性決定了事物的成敗,但客觀規律能引導事物走向『成就』。
三、義利觀:先秦之義爲利統與漢後之義利相斥
(一)先秦:義者宜也,利有公私
『義』者,宜也,事之當然;『利』者,利益也,人之所欲。先秦儒家辨義利,非絕對禁利,乃以義爲統,以利爲用。
孔子非棄富貴,乃不以不義取富貴。故又曰:
【論語·堯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民之公利,正合於義。孟子對梁惠王曰:
此非禁利,乃欲以仁義正利。若上下交征利,則國危。故孟子又曰: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荀子則明言義利兩有:
先秦儒家之義利觀,義爲價值統率,利有公私之別。公利合義,民利當因;私利若違義,則當舍。非以義滅利,乃以義導利。
(二)漢後:正誼不謀利,義利成對峙
漢儒董仲舒有言:
【漢書·董仲舒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語本爲士君子立身言,然後世推至治道,遂成義利對立之根。漢後儒學與皇權結合,以綱常名教爲義,以民生日用爲利。重義輕利,漸成官方倫理。宋明理學家更以『天理』『人慾』嚴辨,雖意在挺立道德主體,然末流或流於苛嚴,以義抑利,以名教束民。先秦『因民之所利』之精神,遂被淡化。義利由相濟而相斥,由價值統率而變爲道德壓抑。此又一變。
按:民惟邦本,民本來是政治道義之所在,政府返利之對象,漢代以後倒置。
四、民惟邦本:先秦之民貴與漢後之君本
(一)先秦:天命靡常,民貴君輕
民本思想,華夏政治之精華。其源在【尚書】,其闡在孟子。
此非空言。孟子又曰:
【孟子·離婁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民心爲天命之實,君權非絕對。【大學】亦言:
【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先秦儒家以民心向背爲政權合法之本。桀紂失民,則爲獨夫;湯武得民,則爲革命。故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民惟邦本,非治理策略,乃政治本原。
(二)漢後:屈民伸君,三綱定尊卑
漢儒雖亦言民本,然其框架已變。董仲舒云:
【春秋繁露·玉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此以天壓君,亦以君壓民。君權天授,民當順君。白虎觀會議定: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三綱既立,尊卑定序。後世雖不乏賢臣循吏,言『爲民請命』,然其精神多在『爲民做主』,而非『民惟邦本』之本義。先秦民貴君輕之精神,遂被納入綱常秩序,成爲治理之術,而非政治之本。此又一變。
按:民惟邦本,非空言。先秦之王權,建立在公侯卿大夫基礎上,公侯卿大夫建立在人民的基礎上。民心背向,可用雙腳投票,直接影響諸侯之強弱,彼時的人民既是生產力,更是兵力。現代中國要建立爲人民服務的軍隊,就必須重現『軍事力量來自於人民』這一結構,否則日後高層昏聵必生變故。
五、結論:本在先秦,流在後世
(一)天人、義利、民本三變之總勘
總上三端,可見先秦儒學與漢後儒學之大別:
其一,天道與人道。先秦以天人合德立人道之尊,天道爲價值之源,人道以德配天;漢後以天人感應立君權之威,天道爲外在之神,人道順天受命。
其二,義利之辨。先秦以義爲利統,義利相濟,公利合義;漢後以義利對立,重義輕利,義成名教。
其三,民惟邦本。先秦以民貴君輕爲政治本原,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漢後以君權天授爲秩序核心,屈民伸君,三綱定尊卑。
此三變,非謂漢後儒學全無價值。漢後儒學在經學整理、制度構建、心性探索上,皆有功於華夏。然其核心精神,已由先秦之主體道德、民本政治、義利相濟,轉爲權威道德、君本政治、義利相斥。故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核心,在先秦儒學,不在漢代以後之儒學。
(二)返本開新,取先秦之真精神
今日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返本開新。返本者,返先秦儒學之元義:天人合德,以立心性之基;義利相濟,以正治平之度;民惟邦本,以固天下之本。開新者,因時制宜,吸收漢後儒學之合理成分,而不爲其綱常名教、讖緯神學所限。
天人合德,則心性有本,人不爲外物所役;義利相濟,則治平有度,國不爲私利所傾;民惟邦本,則天下可久,政不爲強權所恃。此三者,先秦儒學之真精神,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核心。取源頭活水,方見華夏文化之本真;守先待後,方能開萬世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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