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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不在汉后制度化、谶纬化、纲常化之儒学，而在先秦孔孟荀所立之元义。先秦儒学以天人合德立人道之尊，以义利相济明价值之序，以民惟邦本定政治之本；汉后儒学因应大一统，杂阴阳灾异、谶纬符命，饰以三纲名教，天道外在化，义利对立化，君权绝对化，遂失先秦儒学之主体精神。故曰核心在先秦儒学，取源头活水，方见华夏文化之本真。
关键词：先秦儒学；天道人道；义利之辨；民惟邦本；汉代儒学；文化核心
一、引言：何谓“核心”，何以辨源流
（一）核心在元义，不在制度
（二）先秦为源，汉后为流
二、天道与人道：先秦之合德与汉后之感应
（一）先秦：天道生生，人道以德配天
（二）汉后：天为人格神，人道顺天受命
三、义利观：先秦之义为利统与汉后之义利相斥
（一）先秦：义者宜也，利有公私
（二）汉后：正谊不谋利，义利成对峙
四、民惟邦本：先秦之民贵与汉后之君本
（一）先秦：天命靡常，民贵君轻
（二）汉后：屈民伸君，三纲定尊卑
五、结论：本在先秦，流在后世
（一）天人、义利、民本三变之总勘
（二）返本开新，取先秦之真精神
一、引言：何谓“核心”，何以辨源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一朝一夕之制，亦非一帝一王之功。其滥觞于上古，奠基乎先秦，而孔孟荀为其枢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以六艺设教，开儒门之统绪。孟子承之，道性善，言仁义，倡仁政，辨王霸。荀子继之，明天人，隆礼义，重法度，通群伦。此三家者，乃先秦儒学之主干，亦华夏义理之根柢。
汉兴以后，董仲舒对策，武帝尊儒，儒学遂登庙堂，成一代官学。然官学之儒，已非先秦之儒。其杂阴阳灾异，附谶纬符命，以天人感应说君权，以三纲名教定秩序。经学繁盛，注疏浩繁，而义理之真，或隐或显。宋明诸儒振起，谈心性，辨理气，立四书，固多发明；然其曲折深微处，亦已非先秦之本色。故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当以先秦儒学为元核，而以汉后儒学为流变。
何谓“核心”？非制度之隆，非官方之尊，非经生之众，非名位之高。核心者，价值之源、人格之范、治道之魂也。先秦儒学确立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民本、义利之辨、天人合德诸元义，为后世立万世之基。汉后儒学虽富，然多因时损益，杂于异学，附于皇权，失其主体。故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在先秦儒学，不在汉代以后之儒学。
二、天道与人道：先秦之合德与汉后之感应
（一）先秦：天道生生，人道以德配天
“天”者，颠也，至高无上之称；“道”者，所行之路，亦万物当然之理先秦之天道，犹今所谓客观规律者也。先秦儒家言天道，非以天为喜怒无常之人格神，亦不以天为渺茫不可知之物。其要在“天人合德”：天道生生，人道法天；天以健行不息为德，人以自强不息为德人道者，圣王之道也。
《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此非孔子不言天道，乃不轻以天道语人。孔子重在当下实践，以仁贯人伦，以礼治身心。故其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道在四时百物之中，不言而显。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以阴阳之流行言天道，以“继善成性”言人道。天道非外于人性，人性即天道之禀赋。故《中庸》云：
天命于人者为性，循性而行者为道，修此道以化民者为教。天道、人性、教化，一贯而下，非二元对立。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以心性通天道，以“知天”为道德实践之极致。人非匍匐于天威之下，乃以尽心知性而合天。
荀子虽言“天人之分”，然非否定天道，乃谓人当明自然之理，不与天争职，而能“制天命而用之”。先秦儒家之天道观，无论孟子之合，荀子之分，皆以人道为主体，以德性为枢机。天非外在之威权，乃价值之根源。
（二）汉后：天为人格神，人道顺天受命
汉儒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骨，杂阴阳五行、灾异谴告，建立天人感应之说。其言天也，渐成有意志、有喜怒、能赏罚之人格神。
《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夫“天人相与”，本可承先秦天人合德之绪。然董氏以灾异为天怒，以符瑞为天喜，以君权为天授，以纲常为天制。于是天道成外在权威，人道成顺天受命。人君承天意以治民，儒生借天变以谏君。此虽有限制君权之意，然其弊在将道德主体性交付于天，使儒学神学化、谶纬化。汉后盛行之谶纬之学，正此趋向之极。白虎观会议定“三纲六纪”，以天意饰人伦，以名教束人心。先秦“以德配天”之主体精神，遂渐为“以天制人”之权威精神所掩。
按：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观认识应符合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发挥能动性。人道（主观能动性）欲“成”事，须从客观规律，否则反“败”。可见，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事物的成败，但客观规律能引导事物走向“成就”。
三、义利观：先秦之义为利统与汉后之义利相斥
（一）先秦：义者宜也，利有公私
“义”者，宜也，事之当然；“利”者，利益也，人之所欲。先秦儒家辨义利，非绝对禁利，乃以义为统，以利为用。
孔子非弃富贵，乃不以不义取富贵。故又曰：
《论语·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民之公利，正合于义。孟子对梁惠王曰：
此非禁利，乃欲以仁义正利。若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故孟子又曰：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荀子则明言义利两有：
先秦儒家之义利观，义为价值统率，利有公私之别。公利合义，民利当因；私利若违义，则当舍。非以义灭利，乃以义导利。
（二）汉后：正谊不谋利，义利成对峙
汉儒董仲舒有言：
《汉书·董仲舒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此语本为士君子立身言，然后世推至治道，遂成义利对立之根。汉后儒学与皇权结合，以纲常名教为义，以民生日用为利。重义轻利，渐成官方伦理。宋明理学家更以“天理”“人欲”严辨，虽意在挺立道德主体，然末流或流于苛严，以义抑利，以名教束民。先秦“因民之所利”之精神，遂被淡化。义利由相济而相斥，由价值统率而变为道德压抑。此又一变。
按：民惟邦本，民本来是政治道义之所在，政府返利之对象，汉代以后倒置。
四、民惟邦本：先秦之民贵与汉后之君本
（一）先秦：天命靡常，民贵君轻
民本思想，华夏政治之精华。其源在《尚书》，其阐在孟子。
此非空言。孟子又曰：
《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民心为天命之实，君权非绝对。《大学》亦言：
《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先秦儒家以民心向背为政权合法之本。桀纣失民，则为独夫；汤武得民，则为革命。故孟子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惟邦本，非治理策略，乃政治本原。
（二）汉后：屈民伸君，三纲定尊卑
汉儒虽亦言民本，然其框架已变。董仲舒云：
《春秋繁露·玉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此以天压君，亦以君压民。君权天授，民当顺君。白虎观会议定：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既立，尊卑定序。后世虽不乏贤臣循吏，言“为民请命”，然其精神多在“为民做主”，而非“民惟邦本”之本义。先秦民贵君轻之精神，遂被纳入纲常秩序，成为治理之术，而非政治之本。此又一变。
按：民惟邦本，非空言。先秦之王权，建立在公侯卿大夫基础上，公侯卿大夫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民心背向，可用双脚投票，直接影响诸侯之强弱，彼时的人民既是生产力，更是兵力。现代中国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就必须重现“军事力量来自于人民”这一结构，否则日后高层昏聩必生变故。
五、结论：本在先秦，流在后世
（一）天人、义利、民本三变之总勘
总上三端，可见先秦儒学与汉后儒学之大别：
其一，天道与人道。先秦以天人合德立人道之尊，天道为价值之源，人道以德配天；汉后以天人感应立君权之威，天道为外在之神，人道顺天受命。
其二，义利之辨。先秦以义为利统，义利相济，公利合义；汉后以义利对立，重义轻利，义成名教。
其三，民惟邦本。先秦以民贵君轻为政治本原，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汉后以君权天授为秩序核心，屈民伸君，三纲定尊卑。
此三变，非谓汉后儒学全无价值。汉后儒学在经学整理、制度构建、心性探索上，皆有功于华夏。然其核心精神，已由先秦之主体道德、民本政治、义利相济，转为权威道德、君本政治、义利相斥。故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在先秦儒学，不在汉代以后之儒学。
（二）返本开新，取先秦之真精神
今日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返本开新。返本者，返先秦儒学之元义：天人合德，以立心性之基；义利相济，以正治平之度；民惟邦本，以固天下之本。开新者，因时制宜，吸收汉后儒学之合理成分，而不为其纲常名教、谶纬神学所限。
天人合德，则心性有本，人不为外物所役；义利相济，则治平有度，国不为私利所倾；民惟邦本，则天下可久，政不为强权所恃。此三者，先秦儒学之真精神，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取源头活水，方见华夏文化之本真；守先待后，方能开万世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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