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先秦儒学，而不是汉代以后的儒学？请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义利观，民惟邦本等，前后的不同进行解析。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不在汉后制度化、谶纬化、纲常化之儒学，而在先秦孔孟荀所立之元义。先秦儒学以天人合德立人道之尊，以义利相济明价值之序，以民惟邦本定政治之本；汉后儒学因应大一统，杂阴阳灾异、谶纬符命，饰以三纲名教，天道外在化，义利对立化，君权绝对化，遂失先秦儒学之主体精神。故曰核心在先秦儒学，取源头活水，方见华夏文化之本真。

关键词：先秦儒学；天道人道；义利之辨；民惟邦本；汉代儒学；文化核心

一、引言：何谓『核心』，何以辨源流
（一）核心在元义，不在制度
（二）先秦为源，汉后为流

二、天道与人道：先秦之合德与汉后之感应
（一）先秦：天道生生，人道以德配天
（二）汉后：天为人格神，人道顺天受命

三、义利观：先秦之义为利统与汉后之义利相斥
（一）先秦：义者宜也，利有公私
（二）汉后：正谊不谋利，义利成对峙

四、民惟邦本：先秦之民贵与汉后之君本
（一）先秦：天命靡常，民贵君轻
（二）汉后：屈民伸君，三纲定尊卑

五、结论：本在先秦，流在后世
（一）天人、义利、民本三变之总勘
（二）返本开新，取先秦之真精神

一、引言：何谓『核心』，何以辨源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一朝一夕之制，亦非一帝一王之功。其滥觞于上古，奠基乎先秦，而孔孟荀为其枢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以六艺设教，开儒门之统绪。孟子承之，道性善，言仁义，倡仁政，辨王霸。荀子继之，明天人，隆礼义，重法度，通群伦。此三家者，乃先秦儒学之主干，亦华夏义理之根柢。

汉兴以后，董仲舒对策，武帝尊儒，儒学遂登庙堂，成一代官学。然官学之儒，已非先秦之儒。其杂阴阳灾异，附谶纬符命，以天人感应说君权，以三纲名教定秩序。经学繁盛，注疏浩繁，而义理之真，或隐或显。宋明诸儒振起，谈心性，辨理气，立四书，固多发明；然其曲折深微处，亦已非先秦之本色。故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当以先秦儒学为元核，而以汉后儒学为流变。

何谓『核心』？非制度之隆，非官方之尊，非经生之众，非名位之高。核心者，价值之源、人格之范、治道之魂也。先秦儒学确立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民本、义利之辨、天人合德诸元义，为后世立万世之基。汉后儒学虽富，然多因时损益，杂于异学，附于皇权，失其主体。故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在先秦儒学，不在汉代以后之儒学。

二、天道与人道：先秦之合德与汉后之感应

（一）先秦：天道生生，人道以德配天

『天』者，颠也，至高无上之称；『道』者，所行之路，亦万物当然之理_{先秦之天道，犹今所谓客观规律者也}。先秦儒家言天道，非以天为喜怒无常之人格神，亦不以天为渺茫不可知之物。其要在『天人合德』：天道生生，人道法天；天以健行不息为德，人以自强不息为德_{人道者，圣王之道也}。

【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此非孔子不言天道，乃不轻以天道语人。孔子重在当下实践，以仁贯人伦，以礼治身心。故其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道在四时百物之中，不言而显。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以阴阳之流行言天道，以『继善成性』言人道。天道非外于人性，人性即天道之禀赋。故【中庸】云：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于人者为性，循性而行者为道，修此道以化民者为教。天道、人性、教化，一贯而下，非二元对立。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以心性通天道，以『知天』为道德实践之极致。人非匍匐于天威之下，乃以尽心知性而合天。

【荀子·天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虽言『天人之分』，然非否定天道，乃谓人当明自然之理，不与天争职，而能『制天命而用之』。先秦儒家之天道观，无论孟子之合，荀子之分，皆以人道为主体，以德性为枢机。天非外在之威权，乃价值之根源。

（二）汉后：天为人格神，人道顺天受命

汉儒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骨，杂阴阳五行、灾异谴告，建立天人感应之说。其言天也，渐成有意志、有喜怒、能赏罚之人格神。

【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汉书·董仲舒传】：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夫『天人相与』，本可承先秦天人合德之绪。然董氏以灾异为天怒，以符瑞为天喜，以君权为天授，以纲常为天制。于是天道成外在权威，人道成顺天受命。人君承天意以治民，儒生借天变以谏君。此虽有限制君权之意，然其弊在将道德主体性交付于天，使儒学神学化、谶纬化。汉后盛行之谶纬之学，正此趋向之极。白虎观会议定『三纲六纪』，以天意饰人伦，以名教束人心。先秦『以德配天』之主体精神，遂渐为『以天制人』之权威精神所掩。

_{按：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观认识应符合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发挥能动性。人道（主观能动性）欲『成』事，须从客观规律，否则反『败』。可见，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事物的成败，但客观规律能引导事物走向『成就』。}

三、义利观：先秦之义为利统与汉后之义利相斥

（一）先秦：义者宜也，利有公私

『义』者，宜也，事之当然；『利』者，利益也，人之所欲。先秦儒家辨义利，非绝对禁利，乃以义为统，以利为用。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非弃富贵，乃不以不义取富贵。故又曰：

【论语·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民之公利，正合于义。孟子对梁惠王曰：

【孟子·梁惠王上】：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此非禁利，乃欲以仁义正利。若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故孟子又曰：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荀子则明言义利两有：

【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先秦儒家之义利观，义为价值统率，利有公私之别。公利合义，民利当因；私利若违义，则当舍。非以义灭利，乃以义导利。

（二）汉后：正谊不谋利，义利成对峙

汉儒董仲舒有言：

【汉书·董仲舒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此语本为士君子立身言，然后世推至治道，遂成义利对立之根。汉后儒学与皇权结合，以纲常名教为义，以民生日用为利。重义轻利，渐成官方伦理。宋明理学家更以『天理』『人欲』严辨，虽意在挺立道德主体，然末流或流于苛严，以义抑利，以名教束民。先秦『因民之所利』之精神，遂被淡化。义利由相济而相斥，由价值统率而变为道德压抑。此又一变。

_{按：民惟邦本，民本来是政治道义之所在，政府返利之对象，汉代以后倒置。}

四、民惟邦本：先秦之民贵与汉后之君本

（一）先秦：天命靡常，民贵君轻

民本思想，华夏政治之精华。其源在【尚书】，其阐在孟子。

【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非空言。孟子又曰：

【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民心为天命之实，君权非绝对。【大学】亦言：

【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先秦儒家以民心向背为政权合法之本。桀纣失民，则为独夫；汤武得民，则为革命。故孟子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惟邦本，非治理策略，乃政治本原。

（二）汉后：屈民伸君，三纲定尊卑

汉儒虽亦言民本，然其框架已变。董仲舒云：

【春秋繁露·玉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此以天压君，亦以君压民。君权天授，民当顺君。白虎观会议定：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既立，尊卑定序。后世虽不乏贤臣循吏，言『为民请命』，然其精神多在『为民做主』，而非『民惟邦本』之本义。先秦民贵君轻之精神，遂被纳入纲常秩序，成为治理之术，而非政治之本。此又一变。

_{按：民惟邦本，非空言。先秦之王权，建立在公侯卿大夫基础上，公侯卿大夫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民心背向，可用双脚投票，直接影响诸侯之强弱，彼时的人民既是生产力，更是兵力。现代中国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就必须重现『军事力量来自于人民』这一结构，否则日后高层昏聩必生变故。}

五、结论：本在先秦，流在后世

（一）天人、义利、民本三变之总勘

总上三端，可见先秦儒学与汉后儒学之大别：
其一，天道与人道。先秦以天人合德立人道之尊，天道为价值之源，人道以德配天；汉后以天人感应立君权之威，天道为外在之神，人道顺天受命。
其二，义利之辨。先秦以义为利统，义利相济，公利合义；汉后以义利对立，重义轻利，义成名教。
其三，民惟邦本。先秦以民贵君轻为政治本原，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汉后以君权天授为秩序核心，屈民伸君，三纲定尊卑。

此三变，非谓汉后儒学全无价值。汉后儒学在经学整理、制度构建、心性探索上，皆有功于华夏。然其核心精神，已由先秦之主体道德、民本政治、义利相济，转为权威道德、君本政治、义利相斥。故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在先秦儒学，不在汉代以后之儒学。

（二）返本开新，取先秦之真精神

今日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返本开新。返本者，返先秦儒学之元义：天人合德，以立心性之基；义利相济，以正治平之度；民惟邦本，以固天下之本。开新者，因时制宜，吸收汉后儒学之合理成分，而不为其纲常名教、谶纬神学所限。

天人合德，则心性有本，人不为外物所役；义利相济，则治平有度，国不为私利所倾；民惟邦本，则天下可久，政不为强权所恃。此三者，先秦儒学之真精神，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取源头活水，方见华夏文化之本真；守先待后，方能开万世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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