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綁定手機 已實名認證
|
邊市之策與明祚興衰：于謙邊市政策考辨
論文大綱
一、引言：問題之提出與立論之根基
- 闡明研究緣起：于謙邊市政策之真偽及其與明朝滅亡之關聯
- 確定學術立場：根植經史，以儒學綱常、陰陽五行、理氣心性為骨架
- 界定史料範圍：【明史】【明實錄】【國榷】等正史典章
二、于謙邊市政策之史實考辨
- 考溯源流：【周禮·司市】與漢代互市之制
- 于謙其人與【明史】所載邊務舉措
- 辨析『邊市政策』之確切有無：文獻稽考
- 古今注家歧見與己見
三、邊市之設與邊患之生：從【周易】剝復之理看邊防得失
- 土木之變後蒙古勢力之復熾
- 邊市為『通』而非『塞』的經權之辨
- 與『閉關絕市』政策之比較：從【春秋】盟會之道論華夷界限
- 邊市與『理財』：析【大學】『生財有大道』之義
四、民間資本與邊地勁敵：虛實之辨
- 明代民間資本之狀：鹽商、絲商與九邊軍費
- 『資本』一詞的古義與今義辨
- 邊市貿易之利與弊：從【管子】輕重之術論之
- 所謂『掘墓人』之說：駁近世異域史觀之失
五、明朝邊疆之患的根本癥結：德政不修而邊疆弛備
- 邊患之本：非市也，乃文武之道弛廢
- 從【尚書·舜典】『柔遠能邇』論羈縻之要
- 明末亂象：民變、黨爭與外患並起
- 以【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收束
六、總結：于謙之策的啟示與儒學之治平理想
- 于謙邊市之策的本來面目：一時權宜，非長遠之弊
- 明朝滅亡根源在於綱紀之頹、德政之失
- 以【易】義收束：盛衰之道，天行有常，人主當修德以應之
- 結論：儒學理性之歷史評判
---
正文
一、引言：問題之提出與立論之根基
今觀世人論史，多有以邊市為明亡之由者，曰于謙之策啟邊釁，曰民間資財資敵國，曰明之滅亡乃邊疆勁敵為之掘墓。此等議論，非特不察史實，抑且未明經義。夫史者，記事之書也；經者，明理之源也。不明經而議史，猶無舟而渡江，無衡而度物，其失遠矣。
吾人當以【易】為萬物之綱紀。【周易·繫辭】云：『【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歷史興衰，亦天地之道中一事耳。明之興亡，必有其數存焉，非一策一政之所能盡解。邊市之設，不過整個明代邊疆治理體系中小小一環，若以此為亡國之因，則『一言喪邦』之說，何以又不見於周幽王之驪山之烽火，而必歸咎於區區互市之利乎？
儒學論政，必本於『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推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一策之得失，當察其本末源流，辨其經緯縱橫，方不致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今以【明史】【明實錄】等正史為本，參以歷代經注，考于謙邊市政策之真相，而後論其與明朝衰亡之關係。學術之途，當如【中庸】所言：『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輕信人言，不妄下斷語，此之謂『慎思明辨』。
二、于謙邊市政策之史實考辨
2.1 互市之制源流述略
邊市古已有之。【周禮·地官】有司市之職，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邊疆互市，則始於漢之『關市』。史遷【史記·匈奴列傳】載：『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此可見關市為和親之輔助，其意在羈縻遠人，非純粹利市。
【春秋公羊傳】有『王者無外』之說，然亦有『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辨。故聖人於華夷之際，既非絕然隔絕，亦非混同無別，其間有經有權，有張有弛。互市之制，正乃『經權』之一種體現——經者，不可廢也；權者，隨時而宜之也。
2.2 于謙邊務大略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英宗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宗北狩，京師震動。謙以兵部左侍郎升任尚書，力排南遷之議，擁立景帝，固守京城，最終退瓦剌之兵，社稷賴以不傾。其後瓦剌請和，英宗得歸。此段史實，【明史·于謙傳】記載甚詳。
【明史·于謙傳】載其統兵之勇、用人之明、治軍之嚴，未可一一具引。然考其職掌，主要在整飭武備、振肅綱紀，所謂『京師營制，為之一變』。自土木之變後，瓦剌屢犯邊境，謙乃整頓邊防，『自關以西，至偏頭關，增築城堡，簡練士卒』。
然細考【明史·于謙傳】及【明實錄】，並無于謙提出大規模『邊市政策』的明確記載。于謙一意整軍經武，其所上疏牘，多為兵務邊防之事，非以市易開邊為務。其傳中所言款貢之事，亦多以朝廷名義接納瓦剌之請和，而非主動倡市。
2.3 邊市之說辨析
或有說者以為，正統至景泰年間，明朝允許與瓦剌在宣府、大同等地開設馬市，即于謙所為。此等說法，竊以為未確。明朝自永樂以來，即有遼東馬市，歸遼東都司管理。土木之變後，各邊地互市時有開閉，然主持者多為邊鎮總兵、巡撫，非于謙獨持之策。于謙所主者，軍事防禦之整備，間有互市以為權宜，亦屬朝廷通議，絕非一己私見之推行。
再考【明英宗實錄】景泰年間所載，于謙論及邊事奏疏中，確有『撫剿並用』之言，但此非『邊市政策』之專稱。後世學者或據明末文獻所載『于少保嘗請開馬市』類語，漸傳為政策，然證諸正史，並無特為詳盡的邊市方案。所謂『于謙邊市政策』之名稱，實近世史學命題之構造，非明朝典章制度中的固定名目。若必稱其為『政策』，宜正其名為『景泰年間因邊備形勢而行的互市權宜之策』，而非一項系統的經濟，或貿易方略。
2.4 餘論
或問：于謙雖未專主邊市，然對互市有無態度？答曰：有。【少保於公奏議】中有數次提及馬市、互市之事。其態度大抵是以軍事為本、市易為末——凡市之開閉，必視敵情強弱而變通，絕非一味開放。換言之，即使邊市有開，也是防禦體系的一部分，目的在羈縻，而非謀利。
故吾人可以斷言：于謙確有涉及邊務互市之舉，然以『邊市政策』名之，且有引導民間資本趨向邊疆之影響，則史實不足。
三、邊市之設與邊患之生：從【周易】剝復之理看邊防得失
3.1 剝極而復：土木之變後蒙古之形勢
土木之變，所謂明之大禍也。英宗被俘，京軍精銳折損大半，瓦剌乘機深入，幾至於京師。此時之蒙古，已非帖木真時代之蒙古，亦非修長城而防之的獵騎之敵。也先統一蒙古諸部，虎視中原，誠為大患。
【周易】剝卦，五陰剝一陽，象徵君位危殆、人才凋零；然復卦則一陽來復，象徵生機初現。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的功績，正是『剝極而復』的典型——在京師幾乎空虛、人心動搖之際，以一己之力撐持危局，使國運得見天日。然而，復卦之後有『無妄』之戒：復者，雖回正道，然若無德以守之，則『無妄之災』仍會降臨。景泰之世，雖一時穩固了邊防，但並未深固國本。于謙整軍雖勤，朝政不變；瓦剌雖退，北方草原的軍事力量仍在，且時常窺視邊塞。邊境並未因此長保安寧。
3.2 通與塞：互市之本質
欲辨互市之功罪，須先明其本質。互市，通也，商也。【周易·繫辭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為古代聖王之制，可見市易本身並非惡事。
然華夷之間有『通』也有『塞』，不可一概而論。【春秋】之義，尊王攘夷。魯僖公四年【春秋】：『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此所謂『盟』，即是在軍事壓力下的一種『通』。然而『通』非無條件的，【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贊管仲『如其仁』，正是因為管仲能夠在『尊王』與『攘夷』之間掌握分寸，既保華夏文明，又不窮兵黷武。互市之『通』，亦當如此：通其物而不通其政，市其貨而不輸其義。若以互市為羈縻之權術，使其不為邊患，則可；若以互市為縱敵之資，使其坐大，則不可。
明朝正統、景泰年間，瓦剌與明朝既戰又和。邊鎮互市之設，一則可使蒙古人得到中原的布帛、鐵器、糧食等日用品，從而消解其劫掠的動機；二則可使明朝窺探蒙古虛實，掌握其部族動態；三則免於常年大軍之耗，得省饋運之費。此正是『通』的權宜之策。
然而，通而不防其弊，亦有可危者。【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若是邊市獲利者少，而資敵者多；商賈趨利，貪官漁利，互市便失其本義，成為養虎遺患之工具。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論及遼東馬市之弊，指出貪官奸商『私出鐵器、硫黃、硝黃，厚利資敵』，此誠邊疆防務之大患。
然而此為『用人不善』之弊，非『設市』之必然結果。若君主能選任廉吏，約束商賈，嚴格管理互市之物品種類，則互市之利遠大於弊。宋之歲幣，遼夏與宋之互市，雖間有邊釁，但終非以市易為禍根。禍根在於政事不修，將帥不得其人，軍備弛廢。若必謂『邊市導致勁敵集結』，則豈不令唐之回紇互市、宋之榷場、漢之關市，皆成賣國之舉？謾言不察如此，謬矣。
3.3 和戎之典與明之失
按照經典之說，『和戎』有正道。【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說晉悼公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鑑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五利之中，有經濟之利、軍事之利、還有政治之利。可見以互市作為安撫邊遠部族的『和戎』手段，自古有之，並非開邊生事。
但明朝之邊市，之所以未能達到『五利』之效，反有明代後期『虜患愈熾』之憂，根源在於明朝對蒙古的政策缺乏一貫性和戰略性——時而強攻，時而請和，時而閉市，時而開市。政策反覆，不若漢唐之和親互市之長期經營。且自正統以來，文武之官貪墨者多，武將冒餉，文官苛索，商賈走私，皆未能以【周官】之法制以嚴密之。樞機不明，邊政遂弛，市易難免為人所乘。
3.4 于謙之策的儒學意涵
若就于謙本人而論，他雖深諳軍事，但其思路仍是儒家式的。【明史】稱其『性固剛直，頗通經術』。在整軍經武的同時，他也主張撫恤百姓、減輕徭役，以固民心。此正合【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教。
于謙非不知互市之弊，然在敵強我弱的局勢下，主張以正當途徑維持邊境和平，以換取整軍經武的時間——這不是『資敵』，而是『權變』。正如【周易·繫辭下】所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在實力未足、國勢未穩之時，暫時的『通』正是為了長遠的『塞』，而非『通』而不備，『通』以資敵。
四、民間資本與邊地勁敵：虛實之辨
4.1 明代民間資本之狀
『資本』一詞，今日用之極多，然考其本源，古已有之。宋元明時期，『資本』或『貲本』指商人手中的經營本金，與今日經濟學的『資本』概念不完全相同，但亦有其接近之義。如【金瓶梅】中商人經營所用之『本銀』即是。【史記·貨殖列傳】亦有『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之說，可見民間巨富之能在。
明代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繁盛，出現了晉商、徽商等商幫。晉商之起，與邊防軍需有着密切聯繫。山西地處邊地，明初以『開中法』招募商人輸糧於邊，換取鹽引，此制使山西商人迅速積累財富。之後，乃至遼東、宣大等地，均有晉商足跡。此一史實，確實存在。
然而『民間資本被收買扶植』之說，則需細辨。『收買扶植』四字，暗示有外部勢力有意地利用資本力量干涉明朝內政，甚至將商人培養成『第五縱隊』。此說當今或有惑眾之效，然史實如何，當以正史為據。
4.2 邊市貿易與軍需貿易之異
邊市貿易，是朝廷明命允許的交易；軍需貿易，則是商人供輸官府的行為。兩者本非一事。若說『民間資本被邊疆勁敵收買』，前提是明朝的商人直接與蒙古人達成了某種政治聯盟，或者輸送重大戰略物資如鐵器、火藥、糧食給敵方。而『收買』者，必有其政治意圖——扶植明朝民間勢力，使其成為明朝『掘墓人』，此乃極其嚴重的指控。
查考正史，並未有明朝巨商世家與蒙古部族結成政治同盟、顛覆明朝的證據。明代商人固然有私自與蒙古交易者，如明末遼東的『撫賞』與走私之弊，然此為不法奸商之舉，並非有組織的『資本扶植』。萬曆年間，有所謂『東林黨』與『齊楚浙黨』之爭，但所爭多為朝政、稅監，而非邊市之利。
至於蒙古族對明朝的威脅，在隆慶年間俺答封貢之後大為緩解。然至明末，後金崛起（即偽清），女真以遼東為基地，逐漸南侵。女真與蒙古又有不同，後金之興，主要靠軍事力量與政治謀略，非靠『收買』明朝民間資本。其入關之前，雖曾通過張家口等地的商人獲取物資，但用之有限，非傾覆明朝之主力。
若論『掘墓人』，明朝真正的掘墓人，乃在李自成等流民饑民，而非『邊疆勁敵』。李自成起於驛卒，張獻忠起於邊軍，他們之所以能席捲天下，是因為明朝內政腐敗、饑荒遍地、民不聊生。若將此歸之於邊市政策，則避重就輕，失其本末。
4.3 以【管子】輕重之術論邊市
【管子·輕重】篇雖為戰國時依託管子之作，但其經濟思想極為深刻。其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操控市場，以『輕重』之術平衡物價、富國強兵。其中亦有『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之語，說明商業能夠吸引四方之人，但若操控不善，也會使貨財外流。
以『輕重』之術審視明代邊市：明初以九邊重鎮屯兵百萬，糧餉耗費巨大，以開中法召商納糧，這是一種『重』的舉措——用國家力量組織商人參與邊防。然而嘉靖以後，開中法漸壞，鹽引受阻，商人不再樂輸糧於邊。邊糧轉而依賴太倉銀兩，京都之銀運往邊鎮，邊鎮之商以貿易謀生，久而久之，『邊商』與『內商』分離，邊鎮經濟自成系統。
若國家能夠調度邊鎮經濟，嚴密控制出口物資，那麼互市便成為『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無』的良性交換。如果國家失控，商賈私自出口鐵器、鹽鐵、糧草，則『輕』變為『重』——利益盡歸於私商豪賈，邊備卻日益削弱。此即【管子】所謂『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邊市利益若由朝廷『一孔』所控，則為利；若散在眾商之手，則為弊。
故邊市的功罪，不在設市與否，而在朝廷控制力的強弱。後世論者只將『邊市』二字視作禍端，完全忽視了國家能力的變量。如此立論，無異於只看到『刀』而認為刀本身是兇手，而不問執刀者是誰、其意為何。此等史觀，顯然不客。
4.4 堪此『掘墓人』之說駁
甲申之變，明思宗自縊於煤山。清（即偽清）入主中原，非借邊市之力，乃乘李自成之亂、吳三桂之叛，以重兵入關者。從山海關之戰到入北京，前後不過數十日，此乃軍事征服，並非『資本收買』。之後清以多爾袞、范文程等為謀主，推行剃髮令、圈地等，亦非依靠明朝邊商之力。
況且，『掘墓人』一詞含有某種目的論敘事：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暗中操縱明朝民間資本，使之與邊疆勢力勾結，步步為營，最終將明朝送上絕路。這種敘事看似新穎，實則無非將近代民族國家間的『資本輸出』『代理人戰爭』觀念生搬硬套到明代。此等用現代概念解釋古代現實的做法，既不符合歷史實況，也背離了儒學『即事明理』的思維路徑。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明朝之亡，當『謀其始』而察其終。其始在萬曆以降，君德不修，朝綱紊亂，礦監稅使虐民，天下財富聚於內帑而不用於養民。天啟年間，魏閹亂政，東林黨人橫遭摧折；崇禎即位，雖誅閹黨，然剛愎自用，不能任賢。內憂未除，外患已生。如此，即使從無于謙邊市之策，明朝也難逃覆亡之運。把亡國的賬算在于謙身上，不止是冤枉了忠臣，更是以術數之末遮蔽了興亡之本。
五 、明朝邊疆之患的根本癥結：德政不修而邊疆弛備
5.1 邊患之本：非市也，乃文武之道弛廢
邊疆患難，自古以來常存。以三代論之，舜時有三苗，商時有鬼方，周時有獫狁。孔子修【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可見華夷之辨是歷史常態，非明朝特有。而邊患何時為禍大、何時為禍小，完全取決於中原自身的治亂盛衰。
【尚書·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君主之德，政之根本也。漢之所以能卻匈奴，在於文景之治後的府庫充盈、兵強馬壯；唐之所以能服四夷，在於貞觀之治的君臣同心、民生安定。明朝自太祖、成祖之後，經仁宣之治，尚稱盛時。然而正統之後，宦官漸擅權柄，王振專權，土木之變即是明證。景泰、天順之際，政局動盪，英宗復辟，于謙冤死。成化年間，汪直用事，西廠橫行。弘治雖稱『中興』，然孝宗早逝，武宗荒嬉，正德年間劉瑾之亂。嘉靖萬曆時，世宗崇道煉丹，神宗怠政二十餘年不上朝。明之邊備，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廢弛的。
如果說明朝邊市是給敵人輸送了輜重，那麼不如說明朝的貪官和宦官已將國防經費侵蝕殆盡。邊軍缺餉，則士兵逃亡，戰鬥力下降；邊將缺餉，則虛報冒領，勾結敵商；邊民無法生存，則拋棄家園，投靠虜部。這恰與『邊市』無直接聯繫，而是政道荒廢的必然結果。
5.2 『柔遠能邇』之政的荒廢
【尚書·舜典】：『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是聖王對待四方夷狄的方法。所謂『柔遠』，並非軟弱，也非以利買和，而是以德政感化遠人，使其自然歸附。『能邇』則是親睦國內百姓。只有先『能邇』，然後才能『柔遠』。國內百姓生活困頓，君主不聞不問，所謂『柔遠』便不過是虛文。
明朝中後期，北患不已，中央應對策略常常搖擺。世宗嘉靖年間，庚戌之變中俺答兵臨北京城下，明廷慌亂，不得不允許互市。此後又因大同馬市引發紛爭，馬市旋開旋罷。此類失策，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言：『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明廷不反思自身的治邊方針，反而一味責備蒙古人反覆無常、邊民唯利是圖，此非君子之道。
若真能行【舜典】『柔遠能邇』之政，則能使邊民安居、將士效命，外敵自然畏威懷德，何憂邊市為禍？
5.3 明末亂象：德政之失，猶大廈之傾
【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明朝之亡，可以說是從上到下貪戾成風的結果。崇禎雖宵衣旰食，然無撥亂反正之才，所用大臣如溫體仁、周延儒等，皆平庸投機之輩。李自成之口號『闖王來了不納糧』，短短六字，便勝過千軍萬馬。農民軍從陝西蔓延至河南、湖廣、四川，明軍屢剿屢敗，是因為民已經無法生存了。
而明朝在遼東的軍事行動，屢次大敗，亦非因為後金有什麼超越時代的軍事科技，而是明軍將領貪生怕死、士兵缺餉缺糧、軍紀渙散。薩爾滸之戰，四路大軍由於軍機泄露，分進合擊變為分進被擊。松錦之戰，洪承疇困守松山，糧盡援絕，最終投降。這種潰敗不是偶然，而是經年累月的內部衰朽所導致的必然。
5.4 以『人和』論興亡
【孟子·公孫丑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千古名言。若將其用於邊疆形勢，則天時者，敵我力量消長之時機也；地利者，邊塞形勝之險要也；人和者，軍民上下之同心也。明朝末年，天時並不算太不利，後金（偽清）兵力有限，即便驍勇善戰，也未必能獨自滅亡明朝；地利則在明軍手中，山海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但『人和』全失——皇帝猜忌大臣，大臣傾軋同僚，軍官剋扣士兵，士兵騷擾百姓，百姓仇視官府。如此，則雖有天時、地利，也無濟於事。
由此可以反觀于謙所處之景泰年間。北京保衛戰之所以能成功，恰恰是因為國家雖危，但君臣還有一點『人和』之象。于謙力主堅守，景帝信任他；軍隊敢戰，百姓支持；上下戮力同心，終於擊退瓦剌。這一勝利與邊市無關，而與『人和』有關。若能長期保持這種『人和』，明朝國勢未必不能復興。可惜于謙被冤殺，忠良殞滅，『人和』之象隨之瓦解。
六、總結：于謙之策的啟示與儒學之治平理想
綜前文所考，可以得出以下幾項結論：
第一，關於『于謙邊市政策』的歷史事實。 于謙作為景泰朝的兵部尚書，確實參與了邊務管理，也涉及與瓦剌之間的互市事宜。然而，將『邊市政策』視為于謙的一項專門政策，並把它定性為導致明朝滅亡的禍源，實屬對歷史的誤讀與偏見。于謙的本意是在軍事防守的基礎上，以互市為權宜羈縻之策，絕無故意『資敵』或縱容邊患之意。
第二，關於『邊市導致蒙古強大』之說。 明朝邊市貿易的規模和開放的力度有限，遠不足以單獨支撐蒙古或後金的經濟與軍事崛起。邊市之存廢與邊患之消長之間，並無必然因果。明末邊患加劇的原因更為複雜，包括政治腐敗、財政危機、軍備廢弛、內亂頻仍等。即便沒有邊市，蒙古與後金的威脅依然存在；而就算邊市全開，也不必然導致亡國。
第三，關於『民間資本被邊疆勁敵收買扶植』的命題。 此說將現代經濟學範式下的『資本』概念生硬地移植到明代社會，忽視了明代經濟結構的特殊性。明代商幫與邊貿有關，但並無確鑿證據表明他們被蒙古或後金系統性『扶植』為『掘墓人』。明朝的真正掘墓人，是自身積重難返的政治制度與民心喪失。
第四，關於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 從儒學角度來看，明朝之亡，亡於德政不修、綱紀廢弛、君心失明、民心離散。【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末以來，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而朝廷仍催科不止，宗室百萬之眾坐食俸祿，軍隊百萬之耗空耗國帑，天下財富聚於少數閹黨、權臣和皇親國戚手中。此等景象，怎有不亡之理？邊市不過是國家治理中的末節，以此解釋一個王朝三百年的興衰，無異於以蠡測海。
第五，于謙之策給後人的啟示。 于謙在國難當頭之時的『經權』之道，展示了儒家『守經達權』的思想精華。『經』乃根本原則，不可改變；權乃時勢變通，隨機運用。邊疆之策，無論是和是戰，是開市還是閉市，皆是『權』，而『經』在何處？【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經者是天下為公之心，是愛民如子之政，是任賢使能之制。有了這個『經』，則權術再怎麼變化也不離其宗；若這個『經』已失，任何『權術』都是徒勞。
嗚呼！于謙之死，明朝失一棟樑；于謙之策，本為社稷之謀，豈可反誣為亡國之由？後世讀史者，當明察於毫末之間，不偏不倚，方不負聖賢『格物窮理』之訓。
【周易·繫辭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明朝之亡，非亡於邊市，非亡于于謙，亡於『安而不思危，存而不慮亡，治而不防亂』也。此為千古治亂之大戒，有志於治國平天下者，當深長思之。
今之論者，若欲為明之覆亡尋根源，當正本清源，返諸儒家經典之義理。以【易】明變，以【書】察政，以【詩】觀風，以【禮】正名，以【春秋】斷事，而後可以論史之是非。若必欲以西來名詞之『資本』，為異域之『勁敵』作『掘墓』之說，則失之遠矣，其不僅悖於經義，也與史實相乖。誠願讀史之君子，能由此文而悟儒學理性之治平大道，知『民惟邦本』，知『德惟善政』，知『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方不負聖人之學，經世致用之道。
謹以此文為論。
我知道答案
回答若採納將獲得 10 銀幣 已有0人回答
|
|
已綁定手機
已實名認證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