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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市之策与明祚兴衰：于谦边市政策考辨
论文大纲
一、引言：问题之提出与立论之根基
- 阐明研究缘起：于谦边市政策之真伪及其与明朝灭亡之关联
- 确定学术立场：根植经史，以儒学纲常、阴阳五行、理气心性为骨架
- 界定史料范围：《明史》《明实录》《国榷》等正史典章
二、于谦边市政策之史实考辨
- 考溯源流：《周礼·司市》与汉代互市之制
- 于谦其人与《明史》所载边务举措
- 辨析“边市政策”之确切有无：文献稽考
- 古今注家歧见与己见
三、边市之设与边患之生：从《周易》剥复之理看边防得失
- 土木之变后蒙古势力之复炽
- 边市为“通”而非“塞”的经权之辨
- 与“闭关绝市”政策之比较：从《春秋》盟会之道论华夷界限
- 边市与“理财”：析《大学》“生财有大道”之义
四、民间资本与边地劲敌：虚实之辨
- 明代民间资本之状：盐商、丝商与九边军费
- “资本”一词的古义与今义辨
- 边市贸易之利与弊：从《管子》轻重之术论之
- 所谓“掘墓人”之说：驳近世异域史观之失
五、明朝边疆之患的根本症结：德政不修而边疆弛备
- 边患之本：非市也，乃文武之道弛废
- 从《尚书·舜典》“柔远能迩”论羁縻之要
- 明末乱象：民变、党争与外患并起
- 以《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收束
六、总结：于谦之策的启示与儒学之治平理想
- 于谦边市之策的本来面目：一时权宜，非长远之弊
- 明朝灭亡根源在于纲纪之颓、德政之失
- 以《易》义收束：盛衰之道，天行有常，人主当修德以应之
- 结论：儒学理性之历史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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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引言：问题之提出与立论之根基
今观世人论史，多有以边市为明亡之由者，曰于谦之策启边衅，曰民间资财资敌国，曰明之灭亡乃边疆劲敌为之掘墓。此等议论，非特不察史实，抑且未明经义。夫史者，记事之书也；经者，明理之源也。不明经而议史，犹无舟而渡江，无衡而度物，其失远矣。
吾人当以《易》为万物之纲纪。《周易·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历史兴衰，亦天地之道中一事耳。明之兴亡，必有其数存焉，非一策一政之所能尽解。边市之设，不过整个明代边疆治理体系中小小一环，若以此为亡国之因，则“一言丧邦”之说，何以又不见于周幽王之骊山之烽火，而必归咎于区区互市之利乎？
儒学论政，必本于“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推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一策之得失，当察其本末源流，辨其经纬纵横，方不致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今以《明史》《明实录》等正史为本，参以历代经注，考于谦边市政策之真相，而后论其与明朝衰亡之关系。学术之途，当如《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轻信人言，不妄下断语，此之谓“慎思明辨”。
二、于谦边市政策之史实考辨
2.1 互市之制源流述略
边市古已有之。《周礼·地官》有司市之职，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边疆互市，则始于汉之“关市”。史迁《史记·匈奴列传》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此可见关市为和亲之辅助，其意在羁縻远人，非纯粹利市。
《春秋公羊传》有“王者无外”之说，然亦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辨。故圣人于华夷之际，既非绝然隔绝，亦非混同无别，其间有经有权，有张有弛。互市之制，正乃“经权”之一种体现——经者，不可废也；权者，随时而宜之也。
2.2 于谦边务大略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英宗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英宗北狩，京师震动。谦以兵部左侍郎升任尚书，力排南迁之议，拥立景帝，固守京城，最终退瓦剌之兵，社稷赖以不倾。其后瓦剌请和，英宗得归。此段史实，《明史·于谦传》记载甚详。
《明史·于谦传》载其统兵之勇、用人之明、治军之严，未可一一具引。然考其职掌，主要在整饬武备、振肃纲纪，所谓“京师营制，为之一变”。自土木之变后，瓦剌屡犯边境，谦乃整顿边防，“自关以西，至偏头关，增筑城堡，简练士卒”。
然细考《明史·于谦传》及《明实录》，并无于谦提出大规模“边市政策”的明确记载。于谦一意整军经武，其所上疏牍，多为兵务边防之事，非以市易开边为务。其传中所言款贡之事，亦多以朝廷名义接纳瓦剌之请和，而非主动倡市。
2.3 边市之说辨析
或有说者以为，正统至景泰年间，明朝允许与瓦剌在宣府、大同等地开设马市，即于谦所为。此等说法，窃以为未确。明朝自永乐以来，即有辽东马市，归辽东都司管理。土木之变后，各边地互市时有开闭，然主持者多为边镇总兵、巡抚，非于谦独持之策。于谦所主者，军事防御之整备，间有互市以为权宜，亦属朝廷通议，绝非一己私见之推行。
再考《明英宗实录》景泰年间所载，于谦论及边事奏疏中，确有“抚剿并用”之言，但此非“边市政策”之专称。后世学者或据明末文献所载“于少保尝请开马市”类语，渐传为政策，然证诸正史，并无特为详尽的边市方案。所谓“于谦边市政策”之名称，实近世史学命题之构造，非明朝典章制度中的固定名目。若必称其为“政策”，宜正其名为“景泰年间因边备形势而行的互市权宜之策”，而非一项系统的经济，或贸易方略。
2.4 余论
或问：于谦虽未专主边市，然对互市有无态度？答曰：有。《少保于公奏议》中有数次提及马市、互市之事。其态度大抵是以军事为本、市易为末——凡市之开闭，必视敌情强弱而变通，绝非一味开放。换言之，即使边市有开，也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目的在羁縻，而非谋利。
故吾人可以断言：于谦确有涉及边务互市之举，然以“边市政策”名之，且有引导民间资本趋向边疆之影响，则史实不足。
三、边市之设与边患之生：从《周易》剥复之理看边防得失
3.1 剥极而复：土木之变后蒙古之形势
土木之变，所谓明之大祸也。英宗被俘，京军精锐折损大半，瓦剌乘机深入，几至于京师。此时之蒙古，已非帖木真时代之蒙古，亦非修长城而防之的猎骑之敌。也先统一蒙古诸部，虎视中原，诚为大患。
《周易》剥卦，五阴剥一阳，象征君位危殆、人才凋零；然复卦则一阳来复，象征生机初现。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正是“剥极而复”的典型——在京师几乎空虚、人心动摇之际，以一己之力撑持危局，使国运得见天日。然而，复卦之后有“无妄”之戒：复者，虽回正道，然若无德以守之，则“无妄之灾”仍会降临。景泰之世，虽一时稳固了边防，但并未深固国本。于谦整军虽勤，朝政不变；瓦剌虽退，北方草原的军事力量仍在，且时常窥视边塞。边境并未因此长保安宁。
3.2 通与塞：互市之本质
欲辨互市之功罪，须先明其本质。互市，通也，商也。《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为古代圣王之制，可见市易本身并非恶事。
然华夷之间有“通”也有“塞”，不可一概而论。《春秋》之义，尊王攘夷。鲁僖公四年《春秋》：“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此所谓“盟”，即是在军事压力下的一种“通”。然而“通”非无条件的，《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赞管仲“如其仁”，正是因为管仲能够在“尊王”与“攘夷”之间掌握分寸，既保华夏文明，又不穷兵黩武。互市之“通”，亦当如此：通其物而不通其政，市其货而不输其义。若以互市为羁縻之权术，使其不为边患，则可；若以互市为纵敌之资，使其坐大，则不可。
明朝正统、景泰年间，瓦剌与明朝既战又和。边镇互市之设，一则可使蒙古人得到中原的布帛、铁器、粮食等日用品，从而消解其劫掠的动机；二则可使明朝窥探蒙古虚实，掌握其部族动态；三则免于常年大军之耗，得省馈运之费。此正是“通”的权宜之策。
然而，通而不防其弊，亦有可危者。《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若是边市获利者少，而资敌者多；商贾趋利，贪官渔利，互市便失其本义，成为养虎遗患之工具。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及辽东马市之弊，指出贪官奸商“私出铁器、硫黄、硝黄，厚利资敌”，此诚边疆防务之大患。
然而此为“用人不善”之弊，非“设市”之必然结果。若君主能选任廉吏，约束商贾，严格管理互市之物品种类，则互市之利远大于弊。宋之岁币，辽夏与宋之互市，虽间有边衅，但终非以市易为祸根。祸根在于政事不修，将帅不得其人，军备弛废。若必谓“边市导致劲敌集结”，则岂不令唐之回纥互市、宋之榷场、汉之关市，皆成卖国之举？谩言不察如此，谬矣。
3.3 和戎之典与明之失
按照经典之说，“和戎”有正道。《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说晋悼公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五利之中，有经济之利、军事之利、还有政治之利。可见以互市作为安抚边远部族的“和戎”手段，自古有之，并非开边生事。
但明朝之边市，之所以未能达到“五利”之效，反有明代后期“虏患愈炽”之忧，根源在于明朝对蒙古的政策缺乏一贯性和战略性——时而强攻，时而请和，时而闭市，时而开市。政策反复，不若汉唐之和亲互市之长期经营。且自正统以来，文武之官贪墨者多，武将冒饷，文官苛索，商贾走私，皆未能以《周官》之法制以严密之。枢机不明，边政遂弛，市易难免为人所乘。
3.4 于谦之策的儒学意涵
若就于谦本人而论，他虽深谙军事，但其思路仍是儒家式的。《明史》称其“性固刚直，颇通经术”。在整军经武的同时，他也主张抚恤百姓、减轻徭役，以固民心。此正合《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教。
于谦非不知互市之弊，然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主张以正当途径维持边境和平，以换取整军经武的时间——这不是“资敌”，而是“权变”。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在实力未足、国势未稳之时，暂时的“通”正是为了长远的“塞”，而非“通”而不备，“通”以资敌。
四、民间资本与边地劲敌：虚实之辨
4.1 明代民间资本之状
“资本”一词，今日用之极多，然考其本源，古已有之。宋元明时期，“资本”或“赀本”指商人手中的经营本金，与今日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不完全相同，但亦有其接近之义。如《金瓶梅》中商人经营所用之“本银”即是。《史记·货殖列传》亦有“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之说，可见民间巨富之能在。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盛，出现了晋商、徽商等商帮。晋商之起，与边防军需有着密切联系。山西地处边地，明初以“开中法”招募商人输粮于边，换取盐引，此制使山西商人迅速积累财富。之后，乃至辽东、宣大等地，均有晋商足迹。此一史实，确实存在。
然而“民间资本被收买扶植”之说，则需细辨。“收买扶植”四字，暗示有外部势力有意地利用资本力量干涉明朝内政，甚至将商人培养成“第五纵队”。此说当今或有惑众之效，然史实如何，当以正史为据。
4.2 边市贸易与军需贸易之异
边市贸易，是朝廷明命允许的交易；军需贸易，则是商人供输官府的行为。两者本非一事。若说“民间资本被边疆劲敌收买”，前提是明朝的商人直接与蒙古人达成了某种政治联盟，或者输送重大战略物资如铁器、火药、粮食给敌方。而“收买”者，必有其政治意图——扶植明朝民间势力，使其成为明朝“掘墓人”，此乃极其严重的指控。
查考正史，并未有明朝巨商世家与蒙古部族结成政治同盟、颠覆明朝的证据。明代商人固然有私自与蒙古交易者，如明末辽东的“抚赏”与走私之弊，然此为不法奸商之举，并非有组织的“资本扶植”。万历年间，有所谓“东林党”与“齐楚浙党”之争，但所争多为朝政、税监，而非边市之利。
至于蒙古族对明朝的威胁，在隆庆年间俺答封贡之后大为缓解。然至明末，后金崛起（即伪清），女真以辽东为基地，逐渐南侵。女真与蒙古又有不同，后金之兴，主要靠军事力量与政治谋略，非靠“收买”明朝民间资本。其入关之前，虽曾通过张家口等地的商人获取物资，但用之有限，非倾覆明朝之主力。
若论“掘墓人”，明朝真正的掘墓人，乃在李自成等流民饥民，而非“边疆劲敌”。李自成起于驿卒，张献忠起于边军，他们之所以能席卷天下，是因为明朝内政腐败、饥荒遍地、民不聊生。若将此归之于边市政策，则避重就轻，失其本末。
4.3 以《管子》轻重之术论边市
《管子·轻重》篇虽为战国时依托管子之作，但其经济思想极为深刻。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操控市场，以“轻重”之术平衡物价、富国强兵。其中亦有“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之语，说明商业能够吸引四方之人，但若操控不善，也会使货财外流。
以“轻重”之术审视明代边市：明初以九边重镇屯兵百万，粮饷耗费巨大，以开中法召商纳粮，这是一种“重”的举措——用国家力量组织商人参与边防。然而嘉靖以后，开中法渐坏，盐引受阻，商人不再乐输粮于边。边粮转而依赖太仓银两，京都之银运往边镇，边镇之商以贸易谋生，久而久之，“边商”与“内商”分离，边镇经济自成系统。
若国家能够调度边镇经济，严密控制出口物资，那么互市便成为“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无”的良性交换。如果国家失控，商贾私自出口铁器、盐铁、粮草，则“轻”变为“重”——利益尽归于私商豪贾，边备却日益削弱。此即《管子》所谓“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边市利益若由朝廷“一孔”所控，则为利；若散在众商之手，则为弊。
故边市的功罪，不在设市与否，而在朝廷控制力的强弱。后世论者只将“边市”二字视作祸端，完全忽视了国家能力的变量。如此立论，无异于只看到“刀”而认为刀本身是凶手，而不问执刀者是谁、其意为何。此等史观，显然不客。
4.4 堪此“掘墓人”之说驳
甲申之变，明思宗自缢于煤山。清（即伪清）入主中原，非借边市之力，乃乘李自成之乱、吴三桂之叛，以重兵入关者。从山海关之战到入北京，前后不过数十日，此乃军事征服，并非“资本收买”。之后清以多尔衮、范文程等为谋主，推行剃发令、圈地等，亦非依靠明朝边商之力。
况且，“掘墓人”一词含有某种目的论叙事：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暗中操纵明朝民间资本，使之与边疆势力勾结，步步为营，最终将明朝送上绝路。这种叙事看似新颖，实则无非将近代民族国家间的“资本输出”“代理人战争”观念生搬硬套到明代。此等用现代概念解释古代现实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实况，也背离了儒学“即事明理”的思维路径。
《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明朝之亡，当“谋其始”而察其终。其始在万历以降，君德不修，朝纲紊乱，矿监税使虐民，天下财富聚于内帑而不用于养民。天启年间，魏阉乱政，东林党人横遭摧折；崇祯即位，虽诛阉党，然刚愎自用，不能任贤。内忧未除，外患已生。如此，即使从无于谦边市之策，明朝也难逃覆亡之运。把亡国的账算在于谦身上，不止是冤枉了忠臣，更是以术数之末遮蔽了兴亡之本。
五 、明朝边疆之患的根本症结：德政不修而边疆弛备
5.1 边患之本：非市也，乃文武之道弛废
边疆患难，自古以来常存。以三代论之，舜时有三苗，商时有鬼方，周时有猃狁。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可见华夷之辨是历史常态，非明朝特有。而边患何时为祸大、何时为祸小，完全取决于中原自身的治乱盛衰。
《尚书·大禹谟》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君主之德，政之根本也。汉之所以能却匈奴，在于文景之治后的府库充盈、兵强马壮；唐之所以能服四夷，在于贞观之治的君臣同心、民生安定。明朝自太祖、成祖之后，经仁宣之治，尚称盛时。然而正统之后，宦官渐擅权柄，王振专权，土木之变即是明证。景泰、天顺之际，政局动荡，英宗复辟，于谦冤死。成化年间，汪直用事，西厂横行。弘治虽称“中兴”，然孝宗早逝，武宗荒嬉，正德年间刘瑾之乱。嘉靖万历时，世宗崇道炼丹，神宗怠政二十余年不上朝。明之边备，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逐渐废弛的。
如果说明朝边市是给敌人输送了辎重，那么不如说明朝的贪官和宦官已将国防经费侵蚀殆尽。边军缺饷，则士兵逃亡，战斗力下降；边将缺饷，则虚报冒领，勾结敌商；边民无法生存，则抛弃家园，投靠虏部。这恰与“边市”无直接联系，而是政道荒废的必然结果。
5.2 “柔远能迩”之政的荒废
《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此是圣王对待四方夷狄的方法。所谓“柔远”，并非软弱，也非以利买和，而是以德政感化远人，使其自然归附。“能迩”则是亲睦国内百姓。只有先“能迩”，然后才能“柔远”。国内百姓生活困顿，君主不闻不问，所谓“柔远”便不过是虚文。
明朝中后期，北患不已，中央应对策略常常摇摆。世宗嘉靖年间，庚戌之变中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明廷慌乱，不得不允许互市。此后又因大同马市引发纷争，马市旋开旋罢。此类失策，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明廷不反思自身的治边方针，反而一味责备蒙古人反复无常、边民唯利是图，此非君子之道。
若真能行《舜典》“柔远能迩”之政，则能使边民安居、将士效命，外敌自然畏威怀德，何忧边市为祸？
5.3 明末乱象：德政之失，犹大厦之倾
《大学》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明朝之亡，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戾成风的结果。崇祯虽宵衣旰食，然无拨乱反正之才，所用大臣如温体仁、周延儒等，皆平庸投机之辈。李自成之口号“闯王来了不纳粮”，短短六字，便胜过千军万马。农民军从陕西蔓延至河南、湖广、四川，明军屡剿屡败，是因为民已经无法生存了。
而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屡次大败，亦非因为后金有什么超越时代的军事科技，而是明军将领贪生怕死、士兵缺饷缺粮、军纪涣散。萨尔浒之战，四路大军由于军机泄露，分进合击变为分进被击。松锦之战，洪承畴困守松山，粮尽援绝，最终投降。这种溃败不是偶然，而是经年累月的内部衰朽所导致的必然。
5.4 以“人和”论兴亡
《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千古名言。若将其用于边疆形势，则天时者，敌我力量消长之时机也；地利者，边塞形胜之险要也；人和者，军民上下之同心也。明朝末年，天时并不算太不利，后金（伪清）兵力有限，即便骁勇善战，也未必能独自灭亡明朝；地利则在明军手中，山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人和”全失——皇帝猜忌大臣，大臣倾轧同僚，军官克扣士兵，士兵骚扰百姓，百姓仇视官府。如此，则虽有天时、地利，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以反观于谦所处之景泰年间。北京保卫战之所以能成功，恰恰是因为国家虽危，但君臣还有一点“人和”之象。于谦力主坚守，景帝信任他；军队敢战，百姓支持；上下戮力同心，终于击退瓦剌。这一胜利与边市无关，而与“人和”有关。若能长期保持这种“人和”，明朝国势未必不能复兴。可惜于谦被冤杀，忠良殒灭，“人和”之象随之瓦解。
六、总结：于谦之策的启示与儒学之治平理想
综前文所考，可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
第一，关于“于谦边市政策”的历史事实。 于谦作为景泰朝的兵部尚书，确实参与了边务管理，也涉及与瓦剌之间的互市事宜。然而，将“边市政策”视为于谦的一项专门政策，并把它定性为导致明朝灭亡的祸源，实属对历史的误读与偏见。于谦的本意是在军事防守的基础上，以互市为权宜羁縻之策，绝无故意“资敌”或纵容边患之意。
第二，关于“边市导致蒙古强大”之说。 明朝边市贸易的规模和开放的力度有限，远不足以单独支撑蒙古或后金的经济与军事崛起。边市之存废与边患之消长之间，并无必然因果。明末边患加剧的原因更为复杂，包括政治腐败、财政危机、军备废弛、内乱频仍等。即便没有边市，蒙古与后金的威胁依然存在；而就算边市全开，也不必然导致亡国。
第三，关于“民间资本被边疆劲敌收买扶植”的命题。 此说将现代经济学范式下的“资本”概念生硬地移植到明代社会，忽视了明代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明代商帮与边贸有关，但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他们被蒙古或后金系统性“扶植”为“掘墓人”。明朝的真正掘墓人，是自身积重难返的政治制度与民心丧失。
第四，关于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从儒学角度来看，明朝之亡，亡于德政不修、纲纪废弛、君心失明、民心离散。《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明末以来，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而朝廷仍催科不止，宗室百万之众坐食俸禄，军队百万之耗空耗国帑，天下财富聚于少数阉党、权臣和皇亲国戚手中。此等景象，怎有不亡之理？边市不过是国家治理中的末节，以此解释一个王朝三百年的兴衰，无异于以蠡测海。
第五，于谦之策给后人的启示。 于谦在国难当头之时的“经权”之道，展示了儒家“守经达权”的思想精华。“经”乃根本原则，不可改变；权乃时势变通，随机运用。边疆之策，无论是和是战，是开市还是闭市，皆是“权”，而“经”在何处？《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经者是天下为公之心，是爱民如子之政，是任贤使能之制。有了这个“经”，则权术再怎么变化也不离其宗；若这个“经”已失，任何“权术”都是徒劳。
呜呼！于谦之死，明朝失一栋梁；于谦之策，本为社稷之谋，岂可反诬为亡国之由？后世读史者，当明察于毫末之间，不偏不倚，方不负圣贤“格物穷理”之训。
《周易·系辞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明朝之亡，非亡于边市，非亡于于谦，亡于“安而不思危，存而不虑亡，治而不防乱”也。此为千古治乱之大戒，有志于治国平天下者，当深长思之。
今之论者，若欲为明之覆亡寻根源，当正本清源，返诸儒家经典之义理。以《易》明变，以《书》察政，以《诗》观风，以《礼》正名，以《春秋》断事，而后可以论史之是非。若必欲以西来名词之“资本”，为异域之“劲敌”作“掘墓”之说，则失之远矣，其不仅悖于经义，也与史实相乖。诚愿读史之君子，能由此文而悟儒学理性之治平大道，知“民惟邦本”，知“德惟善政”，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方不负圣人之学，经世致用之道。
谨以此文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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