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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 “善人常得谤”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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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 发表于 2023-6-15 13: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善人常得谤”是真的吗?

“善人常得谤”是真的吗?

中国有些古话特别值得人寻味,比如“曲高和寡”“自古圣贤多寂寞”“善人常得谤,善事常易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首先,由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现象比较普遍。小人的境界平平,做事都以名利为出发点和推动力。当他看君子做事的时候,会以自己的境界推测君子。圣贤人也和一般人一样穿衣、吃饭、走路、喝茶,但他的用心却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做事是在内不在外,所以不被一般人所知。小人就会用自己的心去揣测圣人的心,往往把圣人的行为都看错,就出现了对君子的误解,甚至诽谤。

《弟子规》:“流俗众,仁者稀。”在社会中,遭遇仁者都稀有难逢,遇到圣贤更是如珍如瑞。所以圣贤人难遇知音、寂寞寥然也就在所难免,只有境界相同的人才能够惺惺相惜。像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也希望找到能够认识他,并推广他智慧学说的人,解民于倒悬之中,救民于水火,拯天下于陷溺。这时候如果遇到明君,其结果必然是《书经》中:“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不世”,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君主,也就是卓越的君主。有卓越的君主才能用卓越的臣子,用卓越的臣子才能立下不朽的功勋。如果孔子在世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位明君,这位明君一定也会因为重用孔子而创下一代辉煌盛世,被载入史册。人类历史可能也会因他而改写。

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君主,或为眼前富国强兵的小利遮蔽双眼;或为不能放下私欲而中途退缩;或为孔子弟子多贤德,恐后世会取而代之而放弃。再看现代,很多学者把孔子都解读为“官迷”,以为他周游列国是为了获得一官半职,这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有很多学者把愚昧、落后、封建等词形容孔子的思想言行,这更是诬枉圣人。

孔子虽然不得志于当时,但他的思想在汉代以后被发扬光大,成为推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孔子的后人一直承传到今天,保持两千多年长盛不衰,代代仍有贤人出现。《中庸》上说:“夫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禄,必得其寿”。孔子所得的是素王之位,万世之名,百代之禄,无疆之寿。

所以,要从长远的眼光看历史,不能因为他一时不得意,就觉得古人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不到”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从历史来看,这个规律还是一定的。所以古人说“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一叶知秋 发表于 2025-7-24 16:12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善人常得谤"之历史辩证》

"善人常得谤"现象实为中华文明对人性深刻观察之结晶。此论非谓善行必招非议,实乃揭示道德实践过程中必然遭遇之认知困境。《论语·卫灵公》载"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正为此现象提供解钥。

考诸史册,谤善之因有三重境界:其一为认知局限所致。庄子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秋水》),常人囿于经验局限,往往以己度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论语·雍也》)之乐,在世俗眼中反成矫饰。其二为利益冲突使然。君子"喻于义"与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根本差异,必然导致价值冲突。商鞅变法时"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即为此理。其三为道德反衬效应。柳下惠"坐怀不乱"之德,反使常人自惭形秽,遂生谤心。此即《孟子》"观于海者难为水"(《尽心上》)之心理机制。

然历史长河终显真章。孔子虽遭"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之讥,然其"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之预言终得印证。司马迁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正道出谤议反成淬砺之资的辩证关系。王阳明龙场悟道前遭廷杖之辱,终成"致良知"之学,恰证《周易》"困而不失其所亨"(《困卦》)之理。

今人当以三重智慧应对此困:其一要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的历史耐心;其二当具"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的精神高度;其三需持"不以誉喜,不以毁怒"(明·海瑞《令箴》)的修养功夫。司马光《资治通鉴》载魏征谏言时"陛下导臣使言"之语,揭示明君贤臣相遇之难得,恰为"善人得谤"现象的最佳反证。

要之,"善人常得谤"非道德规律,实为文明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老子云"大道甚夷,而人好径"(《道德经》五十三章),正道出善恶认知的永恒辩证。历史终将如大浪淘沙,使真金显现。吾辈当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自勉,方不负先贤垂训。
罗卜花舞雨 发表于 2025-7-25 06:3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善人常得谤"之历史辩证》

"善人常得谤"现象实为文明演进中的常态病理,其本质是道德认知的"境界差序"所致。《周易·系辞》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正揭示了认知主体境界对客体评价的绝对制约性。小人以利害衡德行,犹如井蛙议海,非海之过,乃蛙之限也。

考诸史册,谤议之生有三重机理:其一为"认知遮蔽效应"。王阳明《传习录》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然世人多为私欲所蔽,如明镜蒙尘,不能照见圣贤本真。孔子周游列国时,齐景公谓"若季氏则吾不能",恰是权力恐惧导致的认知扭曲。其二乃"价值对冲律"。《韩非子·孤愤》指出"智术之士明察听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善人之行本质构成对庸常价值的批判,自然招致反噬。其三为"时位错位律"。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揭示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命题,需要放在"三世观"(现世、来世、史世)中才能完整呈现。

然谤议不足损善人之光,反成其德之鉴证。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人物分为九等,而"上智"与"下愚"之辨不在毁誉,在其本心。孔子虽生前困厄,然其"素王"地位恰由历代谤议淬炼而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特别强调"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正因谤者众,方显圣道之尊。

现代性语境下的误读实为双重遮蔽:一者科学主义范式对道德境界的消解,二者功利思维对超越性价值的矮化。王夫之《读通鉴论》早有预见:"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历史长河的淘洗终将使真金显现,此即《尚书》"协和万邦"之道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

今人当持"三际观照"之法:现世看因,来世看缘,史世看果。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正是应对谤议的究竟法门。善人之得谤,非道之亏,实乃道之将兴的征兆,此即《道德经》"明道若昧"的深层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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