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士金尼閣：從一幅肖像畫說起

找資料的時候踫到這篇有趣的文章，原文為英文，姑且試譯出來博君一哂，有錯漏之處還望多多包涵！




來源：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題目：耶穌會士金尼閣：從一幅肖像畫說起

作者：Anne-Marie Logan 及 Liam M. Brockey

譯者語：凡[]内的條目均為譯者加注



第一節 畫上的標註

      1999年，大都會博物館（下稱大都會）的繪畫及印刷部覓得一幅魯賓斯[1]精心繪製的大型肖像畫，畫上呈現一位身穿中國服飾的耶穌會士。該肖像主要用黑色粉彩繪製，臉部用紅色，高光處用白色，及少量綠色。在畫面的左上方魯賓斯用褐色墨水約略地畫了一張該牧師的側面像。魯賓斯也用褐色墨水在該畫的右上角作了註釋，描述了這種服飾並解釋了這件衣服在用色上的幾種重要取捨：“注意到中國的學者並不如耶穌會士那樣偏好穿黑沉色調的服裝，惟有藍色的鑲邊是兩者都共通的。另外，中國人的服裝並非只有單一顔色，而是隨心所好地配色，但黃色除外，因爲那是皇帝的專用色。” [2]

      在左下角我們能看到另一段魯賓斯的注腳，但直到1999年該畫作拍賣時才完全破譯出來：“金尼閣，耶穌會士，畫於一月十七號”[3]魯賓斯並沒有寫下他繪製這幅畫的年份，但我們現在知道是1617年。直到最近畫中這位神父的身份才最終確認為金尼閣，他是一位出身法國都艾[4]的耶穌會士。1987年時藝術史學家Hans Vlieghe首先將這幅畫與收藏在都艾卡特爾教團博物館[5]中的一幅據信為魯賓斯的畫坊所繪製的油畫扯上聯係。該油畫中的人物為一名傳教士，在油畫左下方的一塊牌匾清楚標明他就是金尼閣。而牌匾上更記錄了他是一位“派往中國的耶穌會士，於1616年回到法蘭德[6]，畫於1617年，1627年逝世。”早在1953年，一位法國的耶穌會士Henri Bernard 就試探性地將這幅都艾油畫中的人物和另外三幅繪畫中的人物都指認為金尼閣，這三張畫中就包括了大都會收藏的這幅。的確魯賓斯的繪畫和都艾的油畫有不少相同之處：兩者都描繪了一瘦小的人物造型，三角臉，尖尖的山羊鬍子；而畫中人所穿的中國服飾也幾乎完全相同。而魯賓斯的畫左下角那個褪色的“Tricau…”更加驗證了這個觀點。

      這張大都會所收藏的畫所描繪的華麗絲綢衣飾讓人想起了利瑪竇[7]的影響力，他是一位派往中國的意大利耶穌會士，於1601年到達北京。他曾指出耶穌會士所穿著的保守服裝並未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因而建議所有派往中國的耶穌會士都應該改穿中國學者所穿的衣飾，作為一種社會地位的提升，好讓他們更方便接觸中國社會中的高層人士。而魯賓斯這張肖像很大程度上用畫面重現了利瑪竇在1595年一封信中對中國服裝的文字描述：“…穿上了中國學者社交往來時穿戴的服裝…乃以紫色絲綢製成，衣服的下擺，衣領和邊緣處均鑲以一條藍色絲綢製成比手掌稍窄的帶子；同樣的裝飾也縫在衣袖處，是開闊下垂的，風格和威尼斯的服裝頗近。有一條紫藍色絲綢做的腰帶繫在衣袍的外面，所以衣袍本身還是很舒服和寬鬆地自然下垂的。”



魯賓斯，《耶穌會士金尼閣中國服飾像》, 作於1617年。黑色粉彩及臉部少量紅色粉彩，衣袖及領用藍綠色粉彩，高光處少量白色粉彩，44.8 x 24.8 釐米。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99年購得



      金尼閣於1610年離開歐洲前往中國；當他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已經有十八個基督傳教團在中國運作了。於是他在1614年回到歐洲為未來的中國傳教任務籌款以及召募新的傳教士。他的旅行經歷十分詳細地記錄在他的信件中，故此我們知道1616年尾至1617年初這段時間他在南尼德蘭[8]一帶活動。魯賓斯一定是在期間見到了金尼閣，然後畫下了今天這幅大都會所收藏的畫。他們會面的地點可能是金尼閣行經的安特衛普[9]或布魯塞爾[10]。時間大概在1616年十一月至1617年二月間，抑或更詳細地說，用畫家所記錄的：1617年一月十七號。

      金尼閣來到南尼德蘭的時機對於魯賓斯來説實在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們從一張1616年七月19號的收據得知魯賓斯當時正受布魯塞爾耶穌會學院所托，在籌劃羅耀拉[11]和聖方濟[12]的巨型畫像（聖方濟在1541年受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委派前往亞洲傳教，但沒有到過中國）。布魯塞爾的委託應該是魯賓斯想了解耶穌會士在東亞生活細節的其中一個原因。而金尼閣在穿梭歐洲各地期間所得享的盛名也必定令魯賓斯更加想見到這位人物。從1616年尾到1617年初這段時間，安特衛普的耶穌會士開始和魯賓斯討論有關羅耀拉和聖方濟這兩位耶穌會創會教父的畫像的細節，以及應如何安放在他們聖查理勃羅美奧教堂的聖壇上。兩幅畫像分別命名為“羅耀拉的奇跡”以及“聖方濟的奇跡”打算輪流在教堂裏展示，並且在羅耀拉和聖方濟封聖之前的1622年就完成了，魯賓斯顯然從那些安特衛普的耶穌會士口中聽説了金尼閣遊歷中國的事跡。

      目前我們知道有四張相類的畫作出自魯賓斯之手，其中三張（包括大都會這張藏品）的人物都是穿著中國服飾的，還有一張是韓國服裝。在三張中國服飾之中，被討論得最多的一張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國立博物館。儘管這張和大都會的版本大同小異，但是缺少魯賓斯的註解以及在傳教士衣服的下擺處有更正過的痕跡（而不是修訂），顯示很可能是大都會版本的複製品。第二張現藏在一個私人展館（紐約的Pierpont Morgan 圖書館，之前為Ludwig Burchard所有），雖然一般認爲畫中人是金尼閣，但亦有學者Felice Stampfle指應為另一位傳教士及科學家鄧玉函(1576 - 1630)[13]。Stample認爲魯賓斯可能和鄧玉函有聯係，因兩人都認識一位叫Johann Faber的醫生，而該醫生在1606年曾在羅馬為魯賓斯治病。



魯賓斯畫坊，《金尼閣》，大約作於1616年。油畫，220 x 136釐米，法國都艾卡特爾教團博物館藏



       對於魯賓斯來説，畫這些肖像畫最主要是用以研習外國服飾。他的習慣是在觀察中每當遇上他感興趣的部分，便會直接在畫作上以拉丁文註解，就如大都會的金尼閣像。魯賓斯至少有一次在繪製其他作品的時候引用了韓國服飾這幅習作（現藏洛杉磯J. Paul Getty 博物館）。“聖方濟的奇跡”油畫中，仰望聖方濟的其中一人即是穿戴韓國服飾以及帽子。魯賓斯所畫的傳教士人物中只有這位韓國傳教士是亞洲人，他很可能是被耶穌會吸納入教的朝鮮人，並陪伴金尼閣回到歐洲。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這幅現藏大都會的金尼閣像曾被認爲是出自范戴克[14]之手而非魯賓斯，因畫的右下角有這樣一條注腳：“一幅范戴克作品”，而話框上更注有“一名暹羅外交官，亞美尼亞人，由范戴克繪製”這樣的標語用以辯解上述的注腳。關於這幅畫的作者身份之爭早在1814年就開始了，當時這幅畫還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Van Eyl Sluyter畫廊。在當年作爲魯賓斯的原作以3佛洛林幣[15]賣給Christiaan Josi，十年後一名叫Hudson的收藏家（不是Thomas Hudson[1701 - 1779]）從De Haas畫廊以5佛洛林幣購得，當時又被標簽為范戴克的習作。然而畫面右上的註解是出自魯賓斯之手無疑，畫於1617年一月十七號。如非作於金尼閣路過安特衛普之時；便是在魯賓斯至布魯塞爾旅遊碰上金尼閣，因今日我們從金尼閣一封寫於1617年一月二號的信知道他曾在此地停留。



第二節

金尼閣的逝世與“消失”

      金尼閣神父的遺體是在清晨被一位來喚他去做早彌撒的僕童最先發現的。根據他逝世後不久的一份記錄看來，金尼閣在淩晨四時曾向一位他的上級懺悔，然後就回去自己的小室冥想，並說在去禮拜堂做彌撒之前都會一直跪在基督受難像的面前。到了早上，禮拜堂的人們等不到他出現時，那個負責佈置聖壇的僕童便去找他，但是敲門也沒人應，僕童小心翼翼地推開門，發現神父“在受難像前，臉部緊貼地面，一動不動地，毫無生命的跡象。”僕童連忙去通知別的神父，衆人趕來，隨後確認金尼閣已經去世了。這個消息很快在杭州的基督教社區傳開來，這個美麗的中國南方著名城市中很多市民紛紛到教團來吊唁。前來送殯的人連同耶穌會士一道痛惜金尼閣的消逝，並追思金尼閣生前的種種美德。但是，多虧他的上級和少數幾個目擊者千方百計的掩飾，這件發生在1628年十一月十四號的悲劇——金尼閣 的自殺，在沉默中被慢慢遺忘，在後世幾乎已無人知曉其真相。

      沉默總是難以強行維持的，但這次參與掩飾的人卻十分成功；僅僅有一份文獻約略提及到金尼閣“可恥”的死亡。Andre Palmeiro，一位負責調查金尼閣死因的耶穌會士，在事發一年後寫給他上級的一封信的末尾用暗語提到金尼閣的真正死因，該暗語被他的收信人破譯出後意為：“金尼閣神父是上吊自殺的。”Palmeiro當時剛剛受命完成了中國之旅，在信中他向上級反映“已努力地深入調查這件不尋常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其他神父都不懂如何解釋。”這位調查官最後只能用“這背後必定有邪魔在作祟”作結。然而另一位負責聽取金尼閣告解的牧師，郭居靜神父[16]卻説可能“shang-di”[17]才是奪去他性命的真兇。這種說法就不免又帶出在華耶穌會士所面對的最大問題：他們應否允許中國受洗的基督徒繼續用他們古老語言中的“上帝”去指代基督教的神“God”？這樣做於基督徒看來是否在鼓勵異教信仰呢？這個問題之所以變得如此複雜，是因為基督教的傳教士始終堅信他們所傳遞的宗教信息是在任何文明中都是萬能適用的。金尼閣也是這種説法的堅實信徒，所以他窮一生精力努力企圖將基督教聖經中的内容和中國古典文獻中的記載聯係起來，嘗試將兩者用同一種歷史觀去解釋。最終這種尋找東西文明間隱秘聯係的努力失敗了，也使他徹底絕望。

     也因為金尼閣的絕望，才令衆人覺得必須對他的死絕口不提。首先，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如自殺，會被視為最悖逆的罪行。人人都記得但丁提過的那句話：“自殺的人必將進入第七層地獄。”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早期生活在羅馬教廷“反宗教改革”期間的人，無論男女，無論在告解還是佈道時，都會被提醒“因絕望而自殺的人，是對信仰的最大反叛。”為了打消一些信徒自殺的念頭，牧師和聽取告解的神父經常都要提起上帝的審判：如質疑上帝的權威，必受《神曲》中描述的可怕懲罰——永遠困在一株盤根錯節的枯樹上，在呼嘯的風中為自己的命運慟哭。當時的人認為一般的平民自殺已經是可憎的事，如牧師自殺，更是可恥。

      必須掩飾這個真相的第二個原因是，金尼閣乃耶穌會的成員。1640年，耶穌會建立尚不足百年時，已經成為天主教勢力中最重要的一支，也是近現代歐洲信仰改革的中堅力量。他們通過致力於教育，城市佈道及鄉間傳教等方式，加快了當時社會風習的“重建”。他們的注意力不止於歐洲這片基督教的固有領土，更銳發至非洲，亞洲，美洲等“新發現的”地區傳教。凴著這種精神，一些曾在中世紀十分成功的教團如方濟會及道明會都被他們趕超。和這些老舊教團受各種教條，習俗和責任所規限不同，耶穌會的創會教父：羅耀拉和聖方濟則是自由地制定新規章和行動方向。當然，伴隨這種機遇而來的是危險。在強勁對手的地盤上活動——暗示著有意從宗教和影響力上取代對方——也就製造了一種氣氛令每一個教團都極端重視自己的聲譽。再者，羅馬天主教的領導者在反宗教改革期間非常熱衷於對他們的新教敵人口誅筆伐。對於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人來説，創新必然導致危險。躊躇滿志的耶穌會，吸引了富豪和權貴的注意，在榮譽和醜聞之間找到了平衡。為了維持和確保這種優勢能夠延續，耶穌會無時無刻不在維護他們的形象，以免他們的對手有機可乘。

       甚至還有第三個因素，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才能解釋為什麽要如此嚴防金尼閣自殺這個消息洩露出去。基督徒在當時稱為“上帝的羔羊”，而芸芸數千名不辭勞苦且滿腔熱誠的牧師離開歐洲，遠赴當時已知世界最邊遠的角落傳教，就是要增加這“羊群”的數量。金尼閣不單止是這衆多傳教士中的一員，他更代表了當時耶穌會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是他首先將中國帶回了歐洲。

      1557年出生於都艾，一個當時屬於西班牙尼德蘭，位於今天法國北部的城市，金尼閣十八嵗時加入了耶穌會。修讀完拉丁文，希臘文，修辭學，哲學，神學，宣誓成為牧師，又花了差不多十年在南部低地（今比利時）當一名人文學教師之後，他終於爭取到成為一名前往“印度區”工作的傳教士。而他受委任的是中國教區（1582年由一群意大利傳教士[18]建立，當時被譽為耶穌會最大的成功），及日本教區（1549年由聖方濟親自建立）。雖然在當地工作的教友所記載的這些封閉國度使當時歐洲對東亞的印象籠罩著一片陰影，這些教團作為第一批學漢語，向内斂的中國精英傳授先進學問的西方人，還是在明帝國想方設法取得了尊貴的地位。然而憑藉學識和外交手段在日本傳教則見效甚淺：數千名日本基督徒正為如何避免德川幕府的殺戮而一籌莫展，這些新冒起的軍閥在1600年的戰爭中贏得了全國霸權，當時正為取得最終統治權不斷剪滅潛在的敵對勢力——包括任何耶穌會成員。得知日本的耶穌會已孤立無援，求救無門後，中國的耶穌會決定派出一名成員回到歐洲彙報在日受難基督徒的堅貞事跡。而這名成員，金尼閣，的真正任務是令歐洲明白單日本一國並不代表全亞洲，中國才是東方文明的真正心臟。[19]

      金尼閣看似最適合接受這件艱巨而敏感的任務。在中國教區的主管看來，金尼閣的年紀和教學經驗讓他有足夠謹慎的判斷力去完成目標。然而他回去羅馬之前並未和日本方面的耶穌會溝通過，這次旅程相當於公然對耶穌會海外事務的越權干涉。但對於缺少人力物力的中國教區來説，這也是唯一能夠做的事了。選金尼閣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的身體尚算健康，對於十七世紀艱險的航海旅行來説是必須的。按照耶穌會内部的說法就是，來自北方健碩的荷蘭人和德國人在遠航期間更能經受各種折磨，遠比他們的葡萄牙，西班牙或意大利教友為佳。還有一個選金尼閣的原因就是他通曉漢語。在為中國教區服務的衆多雙語傳教士之中，金尼閣的語言天賦是特別突出的。他之後更寫了一本專門教剛到達中國的菜鳥傳教士漢文語法和詞彙的書。雖然他在1613年起航回歐洲之前僅僅在中國工作了兩年，但中國教區的主管已經堅信金尼閣能向歐洲作傳教成果的最佳展示——並由此獲得更多歐洲天主教的資助去擴充中國傳教事業。

      負責策劃這次行程的主管龍華民[20]告知金尼閣此去歐洲的目標群體並非其他教士或平民，而是重點向王公貴族贈送中國帶回的禮物以爭取支持，另外也帶去一批蘊含古老智慧的典籍向天主教中有領導地位的學者（當中多數是耶穌會成員）介紹孔子思想。除了耶穌會士平時穿的一件純黑色的袍衣之外，他也帶回一件絲綢製的儒服，即利瑪竇當初建議所有在華的耶穌會士都應該穿的款式，用以塑造高貴的身份地位，雖飽受爭議，但畢竟 成功接近並融入中國的士大夫階層。金尼閣帶上所有這些貨物，外加遠東的第一手新聞和對教區運作的評估，從葡萄牙的海外領土澳門[21]出發，航至印度的果阿，再往波斯灣的霍爾木玆。從那兒開始他上岸走陸路，花了四十天橫跨新月沃土，從今天伊拉克的巴士拉直奔敍利亞的阿勒頗。長達一年的行程最後部分他又再次上船，從黎凡特[22]航向意大利南部的奧特朗托，一段相對來説比較短的航程，來到意大利，他的目的地已在咫尺——永恒之城羅馬。



《耶穌會士金尼閣中國服飾像》細部



       在羅馬金尼閣立即成為了搶手的公衆人物，因他帶來的遠方新奇事物正好符合這些文藝復興晚期的羅馬人對異域風物貪得無厭的胃口。要說歐洲人對於這位東去歸來的傳教士有多驚異，只要看看魯賓斯為他畫的金尼閣像就明白了：身穿中國風格的華麗服飾，奢侈得對於一名立志安於貧窮的宗教人士來説已接近羞恥。而他所帶回來那些凝聚了千年東亞文明精華的物件和文獻更讓歐洲衆多學者大開眼界：一個遠居世界另一端的文明，從未接觸或耳聞歐洲的文化，學説及宗教，怎麽可能凴一己之力發展至如此成熟的境界？這些遠方人種的學術傳統從何而來？再者，如果他們真的如此偉大，為何從未嘗試踏足西方的土地？以上所有問題的爭論恐怕要不斷困擾歐洲的文人學者，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西方的技術革命才把這個模糊而宏偉的中國印象打破。金尼閣受命將關於中國社會及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記錄編印成書，也在1615年付諸實踐：利瑪竇用拉丁文寫成的日記總編《利瑪竇中國札記》順利出版。

       該書風行一時，由金尼閣整理修訂，主要是描述耶穌會士最初如何在中國展開傳教工作，在他巡遊歐洲各國的期間陸續付印。此行花了四年時間，他從羅馬出發，先到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然後穿過阿爾卑斯山到達南部（天主教勢力）德國，再去荷蘭，訪問了那裏的權貴及尋訪中國傳教團的新力軍。在穿越已四分五裂的神聖羅馬帝國時，金尼閣也成功從該國的王室爭取到足以維持未來數十年中國教區運作的資金。在訪問各地的耶穌會學院及修道院時更得到大量學生爭相報名加入傳教士行列。對於耶穌會及其支持者來説，足有整整一代人的印象中金尼閣就是中國教區的代表，他是傳教團光榮的化身，把這些耶穌會在遠方開疆拓土的先鋒形象化成經年不衰的重要影響力。當然他還有更重要的目標，在歡呼聲中遊歷西班牙及葡萄牙之後，他認識了更多關於歐洲的風物——這樣他不止把中國帶回歐洲，也能把歐洲更全面地介紹給中國。

       1618年，金尼閣離開里斯本向果阿啓航，這次旅程對於他來説應該算大豐收了。現在他手下有了大量新加入的傳教士隨行前往中國教區幫忙；可觀的資金用以擴充中國傳教任務；從各地收集來的聖物用以增強中國受洗基督徒的信念；還有大量書籍，由教宗及各國王室捐贈，金尼閣希望借此來折服那些中國學者——他們一向確信只有中國的治學傳統才是正宗。他也帶了不少禮物準備送給同情耶穌會的官吏及明朝皇帝本人，希望籍此換取朝廷對耶穌會這群“泰西學士”採取更寬容的態度。這些西方文明的饋贈包括了天文望遠鏡，稜鏡，時鐘，以及一些專為博取權貴歡心而設計的新奇小玩意，這些 禮物將為他及他在中國教區的同事在工作上帶來很多便利。1619年他到達澳門，極大鼓舞了中國教區的士氣。很大程度上是金尼閣返歐之行的成功才保障了中國教區在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的順利延續。須知當時在中日兩國都曾出現要撲滅基督教的風潮，在中國的耶穌會成員都對他的努力心存感激。

      然而，有兩個問題仍待解答。那些選擇了金尼閣去歐洲籌措物資及宣傳的耶穌會高層有設想過此人將會自殺嗎？再者，像他這樣一個在中國，印度及歐洲都如此出名的人物自殺了，怎麽可能完全掩飾起來？要回答第一個問題，就必須去翻查一批記錄了早期牧師心理狀態的文獻。然而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必須思考為何早期耶穌會對金尼閣的官方宣傳文獻中只有少得可憐的讚頌。

      要查探中國教區的高層是否事先知曉金尼閣不穩到危險程度的心理狀態，就要從那些由耶穌會代代相傳的個人紀錄著手。羅耀拉在建立耶穌會之初為了保證未來每一代教士都正直能幹而構思了一套複雜的内部人事管理系統，完善得足以讓他成為“管理學聖人”。這種制度甚至連今天的工商管理人員都為之嘆服：所有耶穌會的管理分部必須每三年一次 對每一名人員做操行評估，然後送往羅馬的行政總部復核。審核官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基本資料（姓名，年齡，健康，學歷，年資，職位）和更為主觀的評價（智慧，判斷力，謹慎度，經驗，文學修養，性情，天賦）。有了這些資訊中央決策層就能更加準確地判斷應該派誰往哪裏擔任什麽工作。

      第一批對於中國教區神父的評價甚至可能是金尼閣親自帶回羅馬的。1612年龍華民寫了一封密函給耶穌會的最高主管Claudio Aquaviva，上有“親啓”的字樣，因為裏面記錄了龍華民轄下每一名中國教區牧師的強項與弱點。他對於金尼閣的評核是寫在一份附錄上的，顯示出龍華民對於金尼閣性情的精辟洞見。雖然他贊成金尼閣是一位“談判高手”，足以應付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草芥——尤其是法國，法蘭德，德國那些對耶穌會慷慨解囊的權貴；同時也通曉漢語和歐洲各國語言，龍華民還是指出了金尼閣的缺陷：“總結來説，”他在致主管的信上寫道，“他非常暴躁，性情剛烈且易怒。”除了性格不穩定之外，此人説話也“不懂圓滑”，經常多管閒事。龍華民亦肯定了金尼閣的的虔誠和自信有助他完成所托任務。權衡利弊，信中以建議性的口吻作結：“之後的事就交由時間去定奪吧。”

      對於金尼閣心智是否穩健的擔憂也在及後的評估中提到。他回到中國安頓下來後很快重新投入日常工作中——傳教，懺悔，教學，驅魔，與佛教和道教對抗——金尼閣的上級也如常慎密地觀察他，就像他們觀察其他傳教士一樣。一份寫於1626年的報告——僅在金尼閣自殺的兩年前，就指出金尼閣的“健康狀況反覆無常”，但當時還認爲他尚算茁壯。他的智慧，判斷力，教學效率，和基本經驗幾個部分都有“良好”至“理想”的評分，但審慎程度被打上“良好，然而有時不穩定”的標簽。他的性情評價也不算最佳；雖然整體上都不錯，但有時顯得“優柔寡斷”和“暴戾”。基於這些特徵，金尼閣的上級陽瑪諾[23]去信耶穌會高層指出此人還是比較適合執行一些基本的牧師職務，寫寫書，參與一些文職咨詢工作，例如去解讀一塊1620年代在西安出土的記載了唐朝基督教歷史的石碑[24]及為其宣傳。陽瑪諾並不贊同再委託金尼閣做一些繁重的職務，例如升任為某個教站的主管。根據金尼閣的情況，耶穌會的決策層可能命令他必須和其他牧師一起工作。的確這也成為他的主管為他做出的安排，自從1626年後，金尼閣就一直和三名牧師一起駐守在杭州，這三名牧師都是中國教區中經驗最老到和熟練的，他們也受命要和其他牧師盡量多接觸。

       儘管事先覺察到了他那些令人擔憂的特徵，最終他的同事還是沒能阻止他自殺。然而，他們在金尼閣死後遏制其自殺醜聞流傳開去的掩飾工作卻做得非常出色，否則金尼閣在歐洲為耶穌會贏得的聲譽和利益就要付諸東流了。要掩飾他的自殺，沒有比利用耶穌會管理層本身的影響力去吹捧他成為一個勇敢的傳教英雄更有效的了。這首先是從仍留在杭州的那三位牧師開始的，儘管他們發過的誓言促使他們向上級報告真相，從陽瑪諾上報到教團的檢查官Andre Palmeiro，但僅此而已，三人並沒有向耶穌會顧問團以外的任何人說起過這事，所以知道真相的不過顧問團的幾人。而中國遙遠的地理距離也避免了消息太快傳回歐洲。更有甚者，這消息甚至連澳門那邊都不能知道，因為那裏有很多多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士兵及官員，他們或許會把這新聞漏給馬尼拉或果阿的耶穌會勁敵，然後一直傳回里斯本，馬德里，巴黎和羅馬。這代表陽瑪諾和Palmeriro必須嚴令他們教團所有人對此事三緘其口，無論對外部的咨詢者還是歐洲方面耶穌會的通信，都必須小心處理。從那時起啓動的嚴格審查制度令送往澳門的年度報告[25]中絲毫不提這消息的真相，令醜聞的擴散得以堵截。最後送到葡萄牙的書面報告只是向歐洲的見習傳教士宣傳了一個了“官方”的故事：一位生前充滿仁慈和愛心的耶穌會士，勤勉而謙遜地為所有基督徒奉獻奉獻，最後神秘地辛勞而死。

       雖然最終金尼閣死亡的消息還是輾轉傳到歐洲，並在十七世紀各部歐洲出版的編年史書中陸續有記載，所有細節卻都被模糊了。與早期耶穌會文獻中冗長地發表一些教士死亡的訃告不同，尼閣的死顯得不受重視。比如説一位曾和金尼閣在杭州共事的神父謝務祿[26]，在他所著的《大中國志》中出人意表地把這段往事完全忽略。其他中國教區的牧師在各自的記載中都把金尼閣的死輕輕帶過，可能因為所有關於這段往事的書面記錄都被下令銷毀。在金尼閣死後十五年負責修撰中國教區歷史記錄的Antonio de Gouvea指出，原始記錄存檔可能曾遭刪剪。有關金尼閣的訃告顯然比其他教士短得多，並僅僅提及了他的品德，學術貢獻，歐洲之行，及“因意外”而死。“金尼閣的事跡本應大篇幅記載”Gouvea寫道，“但我手頭的資料幾乎都不提他。”然而，有關這宗醜聞的傳言似乎最終還是流出中國散播到歐洲。舉例說，送往羅馬的金尼閣死訊上附有一份聲明，寫於金尼閣後四十年，由一群根本和金尼閣素不相識的傳教士所作。這些寫手——包括Gouvea，可能僅僅在金尼閣訪問葡萄牙易科達[27]的耶穌學院期間聽取過他的演講——在聲明中卻交口稱讚金尼閣的德才兼備和拯救異教徒靈魂的不遺餘力。這最後的歌頌，有效地壓制了那些可能威脅到耶穌會聲望的質疑。

       沉默，的確是對金尼閣自殺案的最有效埋葬。然而對於那些認識他本人——而不僅僅是通過官方宣傳認知他偉大形象那些人來説，沉默是遠未能滿足的。他們想知道原因。不過答案卻和大多數自殺案的原委令人費煞思量一樣，並未在記錄金尼閣生平的文獻中見諸筆墨。如果從心理學角度去思考的話，人們倒會發現金尼閣飽受苦惱的精神狀態極可能已令他患上躁抑症，這類病例的患者性情大起大落，很多時候會令他們誤認為只有自殺才是唯一出路。Daniello Bartoli，一名十七世紀中後期的耶穌會歷史學家，推測金尼閣“不屈不撓地過度思考”加上心力交瘁導致他的如此收場。在他長篇的中國教區史中，參考了很多最敏感的官方文件，Bartoli可能是當時最接近真相的人。用小心翼翼卻帶點推託責任的語氣，他宣稱“因不斷為shang-di這個飽受爭議的詞彙辯護而絞盡腦汁，[金尼閣]最後神志失常而猝死。”可能這已經是最好的詮釋了。的確，要從儒家經典中勉強找出“shang-di”和“God”之間的聯係，試圖説服受洗的中國人他們那古老的神衹“ shang-di”，意為“上天的主”，就是基督教的“God”，很可能令金尼閣最後不支發狂。在檢查官Andre  Palmeiro寫給耶穌會高層那封用暗語記錄了金尼閣自殺真相的信件中，他評價到“惡魔”一定對金尼閣這類“研究”重重有賞，然而信就此打住，並沒有進一步引用“上帝的審判”，至少他可以放心地說以後也不再會有這類醜聞出現了。



《耶穌會士金尼閣中國服飾像》，彩色校正版本



Liam M. Brockey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係助教



[1]：魯賓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一位德國出身的比利時畫家

[2]：註釋原文：nota quod color pullus non est / peculiaris Sinensium litteratis sed / Patribus S Iesù exceptis tamen fascijs / ceruleis quae [括號中的字被刪除] ceteris [que] communes sunt / Sinenses porro vestis colore non uno / sed quovis promiscue utantur. / Si unum reserves flavum scilicet / qui proprius est Regis

[3]：原文：Tricau… Soc. Jesu / delineatum / die 17 Januaris （Tricau…可能是Tricaucio，金尼閣的拉丁文名）

[4]：都艾(Douai)是法國北部一個城市，歷史上曾被西班牙佔領

[5]：都艾卡特爾教團博物館（Musée de la Chartreuse de Douai）前身為卡特爾教團的一個修道院，法國大革命時被闢為軍用設施，二戰期間因空襲受損，1951年被市政府買下改建成博物館

[6]：法蘭德(Flanders)為都艾所在的地區，介於今日法國與比利時之間

[7]：Matteo Ricci (1552 - 1610)

[8]：南尼德蘭(Southern Netherlands)，一個歷史地區，大致位於今天的比利時一帶。

[9]：安特衛普(Antwerp)，一個比利時商業城市

[10]：布魯塞爾(Brussells)，比利時首都

[11]：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 - 1556)，宗教改革人物，與聖方濟同為耶穌會創辦人。針對當時以馬丁路德為首的改革派摒棄教宗的權威，羅耀拉主張維持教宗的權威，然後從内部變革，從而成爲天主教聖人

[12]：聖方濟(St. Francis Xavier , 1506 - 1552)，到過印度，日本等地，並決心訪問中國。但因明朝中期的嚴厲管制不獲入境許可，他千方百計去到廣東近海的上川島，又買通了一些中國商人準備偷渡入境，但商人背信，之後聖方濟患上瘧疾，死於島上，未能達成訪問中國大陸的心願

[13]：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 - 1630)，為德國傳教士，天文學家伽利略的好友，1618年隨金尼閣遠赴中國傳教，並傳入天文望遠鏡

[14]：安東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 - 1641)，是一位比利時畫家，服務於英國王室，為查理一世及其家人繪製了很多宮廷畫

[15]：一佛洛林幣(Florin)約等於7克黃金

[16]：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 1560 - 1640)，意大利傳教士，曾與利瑪竇一同於北京傳教

[17]：“shang –di”原文如此，即漢字“上帝”。英文中上帝為“God”，但此處用漢字拼音，因明朝時及之前的中國“上帝”意指儒教及道教中提及的最高神“昊天上帝”，用中文的“上帝”去指代基督教的God實為利瑪竇首創，他認為基督教要在中國傳教成功，就必須和當時主掌朝政大權的儒教融合，所以有意將儒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God”神格一體化，以減少傳教時若用基督的神去取代中國人的神所可能產生的不必要矛盾。歷史證明利瑪竇起碼在“融合”這一點上十分成功，今天在中文的語境中提起“上帝”，大部分人都會認爲是基督教的神“God”而不是儒道的“昊天上帝”了

[18]：建立中國教區的意大利傳教士即利瑪竇等人，金尼閣曾親自為其整理一本《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述他在中國活動的細節以及明末中國社會的風俗

[19]：由於日本教區早於中國教區成立，故當時中國教區實際上為伴隨甚至是從屬於日本教區來為耶穌會所管理的，金尼閣的目的是説服歐洲讓中國教區獨立出來

[20]：龍華民(Nicolò Longobardo, 1559 - 1654)意大利西西里島出身的傳教士，1597年來華傳教，活至滿清年間才病逝

[21]：原文如此，但實際上明朝時澳門受明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共同管轄，在澳門的中國人事務要送交鄰近的香山縣令審理，而葡萄牙人事務則由當地的葡萄牙總督過問

[22]：黎凡特(Levant)：泛指地中海東岸，小亞細亞至埃及之間的一片地區，包括敍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約旦等

[23]：陽瑪諾(Manuel Dias, 1574 - 1659)，葡萄牙耶穌會士，1610年到達中國傳教

[24]：這裡說的石碑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25]：因澳門教區是中國所有天主教區中最早建立的，故之後建立的其他教區都要以澳門為中心定時報告近況

[26]：謝務祿(Alvaro Semedo, 1585 - 1658)，又名曾德昭，葡萄牙傳教士，1613年到達南京傳教

[27]：易科達(Évora)，葡萄牙中南部城市



同場加映：文章中提到的其他物件



金尼閣帶回歐洲的利瑪竇儒服，現藏於意大利馬切拉塔藝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acerata)



魯賓斯《韓國人》(Korean Man)，粉彩，畫中人應為伴隨金尼閣回到歐洲的朝鮮天主教徒



魯賓斯《聖方濟的奇跡》，油畫，畫中正在佈道的黑衣人為聖方濟，中間仰望的黃衣者應為參考上圖《韓國人》而作



《聖方濟的奇跡中》參考了《韓國人》的黃衣者細部

從西方的角度瞭解過去的華夏具有客觀的一面，也極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