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再論中國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作者：[翟玉忠] 來源：[] 瀏覽：[39]   201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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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的學術潛規則

2 o) {" p. s+ u( r+ O! ^    清末以降，對西方學術囫圇吞棗地引入極大地損害了我們繼承和發揚中國本土學術的能力。比如亞里斯多德以來西方學者出於偏見，習慣於將東方政體稱為『專制』（Despotism）。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者在引入西方學術時，乾脆直接平移過來，亦將中國傳統政體稱為『專制』，至於中國傳統政體本身的研究則成了學術盲點。因為中國政體已經被西方定義為『專制』，當然就要在『專制』的框架內進行研究。如果超越這一既定框架，就是離經叛道，有違學術潛規則！難怪像錢穆先生那樣否定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主義的觀點，如此鮮為人知。（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

    在拙著【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一書第五章中（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5月，第140~160頁。），筆者提出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一種法治、共治、自治政府，結果遭到了學界的普遍質疑。更有人直接找到筆者，警告我不要為今天的中國政府塗脂抹粉——試看今日之中國，何其腐敗，皆因專制所致，哪能說中國曾存在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不政治改革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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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今天中國腐敗現象泛濫就說中國歷來都是專制，這在邏輯上根本不能成立！如果說秦國政府是專制的，為什麼當時的官場比今天美國資本獨大的官場還要清廉？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簡單地歸因為一個模糊引入的西方學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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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當然是進行，但如果基本方向只是將中國本土政治轉換成美國民主政治，除了針對中國近乎謾罵式的言論，根本不顧及中國的現實土壤，我想這類改革只是紙上談兵，很難說會取得什麼結果。二十世紀一系列以西方為榜樣的政治改革經驗太值得我們深思了！

    幸運的是，當代一些嚴肅的學者也注意到了上述問題。比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侯旭東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上發表了長文【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的知識考古】，其中明確指出，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並不是什麼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是亞里斯多德以來的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偏見，18世紀時某些西方思想家開始以此來描述中國，19世紀末以後則經由日本廣為中國思想界所接受。他說：『時下的各種著作、報刊文章乃至各種課本中在涉及中國歷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時代時頻頻會出現「專制」、「專制皇權」或「專制政體」、「專制主義」之類的表述。具體說來，「專制」既用來描述個別皇帝，如秦始皇、漢武帝、明太祖；亦用來概括秦代以來的二千多年帝制時代的中國政體。這一論斷成為大陸中國史理論概括的基本觀點之一，流傳之廣，影響之深無需詳論。此說不僅盛行於國內，在日本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中也有一定影響。正是由於這種深厚久遠的影響以致學界幾乎視之為當然，而喪失了對此論斷的反省能力，使得這一論斷成為眾多學者認識中國歷史的無意識框架，影響了研究的深入。』

    中國歷史上極少見專制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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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G+ p$ u3 T$ L; J1 y    本來，中國歷史上極少見類似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定義的專制政體，即『既無法律又無規章，又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如果非要驢唇不對馬嘴地套用西方學術（這在今天的大學裡幾乎是必須的），那麼中國傳統政體更像孟德斯鳩定義的共和政體和君主政體的混合物。關於三種政體，孟德斯鳩這樣定義道：『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僅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利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純一個人執政，不過遵照國定的和確立了的法律；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純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4月，第8頁。）

    用孟德斯鳩在研究西方政治的過程中歸納的定義研究中國傳統政體顯得過於笨拙，一如用英語唱京戲。所以我們還是用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的術語研究中國古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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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q2 @) A/ F4 U3 W# a    先談中國傳統政治的共治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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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7 N+ i+ q+ N+ l    中國史學家早就注意到不同朝代中國政治存在賢人共治的特點，只不過這種共治的表現程度有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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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k# s& a; O    最著名的當數東晉的『王馬共治』，就是東晉琅邪王氏諸兄弟與晉琅邪王司馬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共同主導政局的形勢。【晉書·王敦傳】給出了造成這種局面的理由，即：王權衰弱，門閥強盛。上面說：『（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由是著名史學家田餘慶先生在其代表作【東晉門閥政治】中認為這種共治不過是皇權政治的變態，且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在該書自序中，作者寫道：『本書所指門閥政治，質言之，是指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它來自皇權政治，又逐步回歸於皇權政治。本書定名為【東晉門閥政治】，原意並不是截取歷史上門閥政治的一個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來，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前此的孫吳不是，後此的南朝也不是；至於北方，並沒有出現過門閥政治。門閥士族存在並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歷史時期，並不都是門閥政治時期。』（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自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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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f# U4 t$ x3 K/ R    中國傳統政治中皇權是強大的，但很難說中國傳統政治就是皇權政治，因為中國皇帝並不能行使孟德斯鳩所言的專制。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設計中，賢人共治與絕對皇權是並行的，具體表現為臣下有為治事，皇權無為專權，二者互相制衡。皇帝既不能無端干涉臣下治事，臣下亦不能分割皇權。就是說君主不能自伐專事，臣下不能侵凌君政。因為皇帝是國家主權的象徵，而國家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如西漢嚴遵【老子指歸卷之一·上德不德篇】所言：『（上義之君）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綱要而不疏，法正而不淫。萬事決於臣下，權勢獨斷於君。』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具有上義之性的君王，號令必信，制度分明，紀綱簡約而不疏漏，法規公正而不淫濫，萬事由臣下裁決，權勢由君王獨攬。

    【韓非子·主道第五】對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解釋更加哲理化，也更具體，上面說：『明君無為於上，君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躬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躬於名。』這段話大意是說，明君在上面無為而治，群臣在下面謹小慎微。明君的原則是，使聰明人竭盡思慮，君主據此決斷事情，所以君主的智力不會窮盡；鼓勵賢者發揮才幹，君主據此任用他們，所以君主的能力不會窮盡；有功勞則君主占有賢名，有過失則臣下承擔罪責，所以君主的名聲不會窮盡。

   【慎子·民雜】對這種君臣之道論述得簡單明晰，上面說：『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大意是：臣子要多做實事，君主用不着做實事。君主只要安逸享樂就行，臣子則要不畏勞苦地工作。臣子要盡心盡力把事情做好，君主不要參與具體事務，只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這樣國家政事沒有治不好的。）

1 Q( ]% B+ R( v8 S% x    周穆王時代【史記】所論中國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事實上賢人共治的思想至少能夠上溯到西周時期。

5 n2 C+ U( @7 Q8 H/ z% W3 [3 Q" X- g    據今本【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這就是今存於【逸周書】中的【史記解第六十一】。在這本周穆王時代的史學著作中，對君主專制持明確的反對態度，史官作為歷史教訓將如下三條錄入【史記】：

/ `" n3 Y3 `* t% e& s' q7 `7 ?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從前曲集國的國君自恃聰明而獨斷事務，強悍有力而不信任大臣，忠良之臣都隱而不出。後來愉州氏攻打他，國君孤立而無人可使，曲集國因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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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 q0 f! [) X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長久使重要位置空缺的危險。從前共工氏認為自己賢能，認為沒有可用之臣，長期空缺顯位，結果下面官員交相作亂，百姓無處依附，唐氏攻打他，共工氏因此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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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亻艮]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亻艮]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 言行乖戾而沒有親近者的滅亡。從前懸宗國的君王固執而不聽勸導，結果辦事不順，任職者生疑而發動政變。最終群臣四散，無人為國立功，懸宗因此滅亡。）

! {! n- v0 Q8 E5 m3 b    中國古典政治理論不僅反對君主專制，也反對大臣專制，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中亦有多條記載，如下：

4 k& x1 H3 e4 x3 p, e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信用不行，仁義不立，那麼智謀之人就會侵凌國君政務。不讓他侵凌就會發生叛亂，皮氏國因此滅亡。）

0 `( Q, l$ M$ R( X. C$ f    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享樂由國君獨有，權力就被大臣獨占。權力由大臣獨占，刑罰就都加在百姓身上。國君沉溺於享樂，大臣必爭奪權勢，百姓受盡刑罰折磨。有虞氏因此滅亡。）

    奉孤以專命者，謀主比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是，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侍奉幼主而獨斷專行的，幼主長大一定會畏懼他的威嚴，並懷疑他過去的作為。侍奉者依仗自己的功德而對人君不滿，彼此日益疏遠，君臣雙方權勢相當而爭鬥，平林國因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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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5 z( X  ^% Q2 L    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從前有巢氏有個亂臣卻地位顯貴，把國事交給他，把大權託付給他，讓他專擅國政而獨斷專行。國君後來奪回他的權力，亂臣生怒而發動政變，有巢氏因此滅亡。）

( v: }# ]; \' y. ^$ p    【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還有多條論法治、政治經濟上勿擾民，人民實現自組織（自治）的事例，茲錄在這裡，以免讀者翻檢之功：

9 k! b1 u1 e0 H$ p% M) j+ h    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賞罰沒有標準，隨財物多而行賞罰，夏朝因此滅亡。）

8 ~7 U  o. @. Y外內相間，下擾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外臣與內臣不和，都擾亂下面的百姓，百姓無處依附，三苗國因此滅亡。）

    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 喜歡改變故舊，變更常規的，滅亡。從前陽氏國君王，誇耀自己而喜歡變革，結果做事沒有固定職業，做官沒有固定職位，百姓在下面搬來遷去，陽氏國因此滅亡。）

    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大意是：宮室破敗國家。從前有洛氏不斷建造新宮室，池塘與園林都很寬大，土木工程日益增多，還在用新的取代舊的。百姓不得休息，農民違背農時，致使發生饑荒沒有吃的。成湯攻打它，有洛氏因此滅亡。）

    由上面的論述我們能夠明確看到，自西周以來中國古典政治理論一貫是反專制的，主張建立一個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在不同程度上專制的君主，但我們不能以管窺豹，以偏概全，一概而言中國傳統政體本身就是專制的。

/ S: Q& ^/ T, P3 d, a2 c. j    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源於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而偏見的力量總是強大的——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不例外！

清末以降，對西方學術囫圇吞棗地引入極大地損害了我們繼承和發揚中國本土學術的能力。比如亞里斯多德以來西方學者出於偏見，習慣於將東方政體稱為『專制』（Despotism）。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者在引入西方學術時，乾脆直接平移過來，亦將中國傳統政體稱為『專制』，至於中國傳統政體本身的研究則成了學術盲點。

文章可讀性很強，一針見血，指出當前中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及其導致之後果，此皆現狀，歷歷在目，易於服人。
5 S8 t( I* S; I" t; `後果更是案例闡述，令人耳目一新。

同意，文化衝突從近代就未斷過

周穆王時代【史記】所論中國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後面的理據詳盡，這個觀點可以痛擊那些天天捂着眼嚷專制，嚷封建的人，非常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