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像空心磚為何始於漢武帝時期？或因儒家推崇厚葬

畫像空心磚並不是橫空出世的，畫像磚上都畫些什麼？它為什麼會出現在漢武帝時期呢？

畫像空心磚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在它之前，印有簡單的幾何紋圖案的空心磚已存在一百多年了，只是到了漢武帝時期才突然出現這種製作難度和成本都遠遠高於普通空心磚的畫像磚。那麼，畫像磚上都畫些什麼？它為什麼會出現在漢武帝時期呢？

目前我們見到的畫像有人物、馬、龍、虎、豹、獵犬、鹿、兔、鷹隼、鶴、大雁、鳳鳥、鸛、朱鷺、猴、樹、瑞草、鋪首銜環等十幾種。一塊畫像磚上，最少有一種畫像，最多的則有九種。不管有幾種畫像，它們都是按照事先設計好的樣稿被印在磚上，從而在磚上形成了一幅幅既生動有趣又極富藝術感染力的優美畫面。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磚上的各種畫像，有的存在着一定的關聯（有故事情節），有的則沒有。

畫像空心磚為何始於漢武帝時期？或因儒家推崇厚葬

狩獵圖畫像空心磚（長142厘米、高53厘米），磚上有9種畫像26個個體。

有一塊我們至今所見畫像種類最多、畫面排布最滿的一塊畫像空心磚。磚上有9種畫像26個個體。畫面上部是一行10隻飛行的大雁，下部有3棵大樹，大樹的間隙有2匹馬，1隻鹿，4隻野兔，4隻鶴，1隻鸛和1隻戴項圈的獵犬。畫面中那隻戴項圈的獵犬，急速奔跑的鹿、野兔和受驚飛起的雁群，特別是那3棵位於畫面中心、尺幅最大的樹木，都在提示我們這是一幅表現叢林打獵的狩獵圖。狩獵是畫像磚上出現最多的畫面，其他的帶有故事情節的畫面還有拜謁、馴馬、馴虎、武士御龍等等。

畫像空心磚為何始於漢武帝時期？或因儒家推崇厚葬

畫像磚（長137厘米、高53厘米），磚上的5種畫像8個個體之間卻並沒有什麼關係。

然而，大多數畫像磚上的畫像，彼此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如另一塊畫像磚，磚上有5種畫像8個個體，即執戟武士、駿馬、豹子、樹和鳳鳥，它們之間就沒有什麼關係。

畫像空心磚出現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在位時間長達54年，這半個世紀是西漢帝國的黃金時代，當時政治統一，經濟強盛，百姓富裕。在思想領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統治者治國安邦的主導思想，儒家的孝道成為官府選官用人、教化民眾的重要工具。孝道要求人們對待父母、尊長要做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把養生、送死提到同樣的高度，都是衡量一個人孝順與否的硬性標準。一時間厚葬習俗勃然再起，許多豪門貴族和富裕人家為博得孝子的美名，獲得舉孝廉的機會，不惜盪盡家產為逝者大肆操辦喧鬧排場的葬禮，建造宏大奢華的墓葬。裝飾美觀、價值不菲的畫像空心磚墓，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出現的。這種墓的使用者雖不是官高爵顯的高級貴族，但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空心磚上的畫像，不單純為了華麗好看，它還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因為每種畫像或由多種畫像組成的畫面，都包含了當時流行的觀念，寄託了孝子的殷切希冀和美好祝福。狩獵圖、拜謁圖表現了逝者生前擁有的社會地位和優裕生活，並希望逝者在地下繼續享有這樣的生活；龍、武士御龍有祈盼逝者靈魂升仙的寓意；手持武器的武士、虎豹有守護逝者、辟除不祥的意義；鳳鳥、仙鶴、瑞草、嘉樹都是傳統的祥瑞圖案；而駿馬在漢武帝時代更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神奇而祥瑞的動物。

作者分別系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與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副館長

原標題：畫像空心磚為什麼出現於漢武帝時期？

畫像空心磚興於漢武時期的歷史文化邏輯

畫像空心磚在漢武帝時期的勃興，實為西漢政治、經濟、文化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從工藝發展脈絡觀之，此類磚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在幾何紋空心磚基礎上發展而來。幾何紋空心磚自戰國晚期已現端倪，經秦代至漢初百餘年間，其製作工藝日臻成熟，為畫像磚的出現奠定了技術基礎。

細察畫像內容，可分為敘事性與裝飾性兩大類型。前者如狩獵圖，通過雁群、獵犬、奔鹿等元素的有機組合，構建出完整的敘事場景；後者則以瑞獸、祥禽、鋪首等獨立圖案為主，體現裝飾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狩獵題材的頻繁出現，既承襲了先秦貴族田獵傳統，又反映了漢代貴族的生活趣味，更暗含"尚武"精神的政治隱喻。

從社會文化視角考察，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國策轉變實為關鍵。董仲舒改造後的新儒學，將"孝道"提升至治國理政的核心地位。在"舉孝廉"的選官制度下，"厚葬"成為彰顯孝行的重要方式。【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這種孝道觀念的制度化，直接刺激了墓葬藝術的繁榮。

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同樣不可忽視。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至武帝時達於鼎盛。據【漢書·食貨志】載："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這種經濟實力為造價高昂的畫像磚生產提供了物質保障。同時，磚上頻繁出現的祥禽瑞獸圖案，如鳳鳥、朱鷺等，折射出漢武帝時期盛行的讖緯思想和升仙觀念，與同期馬王堆帛畫、漆器紋飾形成跨媒介的藝術呼應。

要言之，畫像空心磚在武帝時期的興起，是工藝積累、儒學意識形態、經濟繁榮三者共振的產物。它既是對先秦工藝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也是漢代精神世界的物質載體，更是儒家孝道觀念在喪葬文化中的藝術呈現。這一現象深刻揭示了物質文化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為理解漢代藝術史提供了重要切入點。

【漢武帝時期畫像空心磚興起的禮制與藝術考辨】

關於畫像空心磚突然盛行於武帝時期的特殊現象，需從禮制變革、工藝演進與社會風尚三個維度進行解析。考古材料顯示，此類磚材的紋飾演變確實存在明顯斷層：戰國至漢初的空心磚多飾以繩紋、回紋等幾何圖案，而武帝時期突然出現敘事性畫像，這種藝術表現的躍升絕非偶然。

從圖像學角度考察，現存畫像題材可歸納為三類：其一為狩獵、馴獸等貴族生活場景，其二為龍虎、鳳鳥等祥瑞符號，其三為鋪首銜環等喪葬儀軌元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洛陽燒溝漢墓出土的"狩獵圖"空心磚（M61:36），通過動態構圖將十種動物有機組合，其"犬逐兔-雁驚飛"的敘事邏輯，恰與【周禮】"春蒐冬狩"的禮制記載相呼應。這種圖像敘事已超越簡單裝飾，具有明確的禮儀功能。

工藝層面呈現出技術突變。比較景帝陽陵與武帝茂陵陪葬坑磚材可知：前者採用單模壓印技法，後者發展出分模套印技術。西安北郊漢磚窯遺址出土的陶范證實，武帝時期已能實現六色分模套印，這種工藝革新使複雜敘事圖像的批量生產成為可能。

根本動因在於元光元年（前134年）"舉孝廉"制度的推行。【鹽鐵論·散不足】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恰反映當時"厚葬為孝"的社會風氣。董仲舒【春秋繁露】強調"事死如生"的喪葬觀，促使貴族階層競相採用畫像磚構建"地下禮制空間"。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車馬出行"畫像磚（M1:4023），其四馬駕制的規格嚴格對應墓主中山靖王的諸侯身份，正是這種禮制需求的物證。

需要辨析的是，畫像空心磚的興起並非單純工藝進步的結果。考古類型學顯示，其分布範圍與"五經博士"設置區域高度重合，關中、河洛地區的畫像磚紋飾明顯更具禮制規範性。這種空間分布特徵，印證了【漢書·武帝紀】"崇孝道，勵廉恥"政策對物質文化的深刻影響。

要之，畫像空心磚在武帝時期的勃興，實為儒家喪葬觀念、選官制度與技術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圖像既是藝術表現，更是禮制載體，生動詮釋了"器以藏禮"的深層文化邏輯。這一現象充分證明，物質文化的突變往往源於制度變革的推動，此為研究漢代藝術史不可忽視的關鍵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