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空心砖为何始于汉武帝时期？或因儒家推崇厚葬

画像空心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画像砖上都画些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呢？

画像空心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它之前，印有简单的几何纹图案的空心砖已存在一百多年了，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突然出现这种制作难度和成本都远远高于普通空心砖的画像砖。那么，画像砖上都画些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呢？

目前我们见到的画像有人物、马、龙、虎、豹、猎犬、鹿、兔、鹰隼、鹤、大雁、凤鸟、鹳、朱鹭、猴、树、瑞草、铺首衔环等十几种。一块画像砖上，最少有一种画像，最多的则有九种。不管有几种画像，它们都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样稿被印在砖上，从而在砖上形成了一幅幅既生动有趣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美画面。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砖上的各种画像，有的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有故事情节），有的则没有。

画像空心砖为何始于汉武帝时期？或因儒家推崇厚葬

狩猎图画像空心砖（长142厘米、高53厘米），砖上有9种画像26个个体。

有一块我们至今所见画像种类最多、画面排布最满的一块画像空心砖。砖上有9种画像26个个体。画面上部是一行10只飞行的大雁，下部有3棵大树，大树的间隙有2匹马，1只鹿，4只野兔，4只鹤，1只鹳和1只戴项圈的猎犬。画面中那只戴项圈的猎犬，急速奔跑的鹿、野兔和受惊飞起的雁群，特别是那3棵位于画面中心、尺幅最大的树木，都在提示我们这是一幅表现丛林打猎的狩猎图。狩猎是画像砖上出现最多的画面，其他的带有故事情节的画面还有拜谒、驯马、驯虎、武士御龙等等。

画像空心砖为何始于汉武帝时期？或因儒家推崇厚葬

画像砖（长137厘米、高53厘米），砖上的5种画像8个个体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大多数画像砖上的画像，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另一块画像砖，砖上有5种画像8个个体，即执戟武士、骏马、豹子、树和凤鸟，它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

画像空心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位时间长达54年，这半个世纪是西汉帝国的黄金时代，当时政治统一，经济强盛，百姓富裕。在思想领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儒家的孝道成为官府选官用人、教化民众的重要工具。孝道要求人们对待父母、尊长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把养生、送死提到同样的高度，都是衡量一个人孝顺与否的硬性标准。一时间厚葬习俗勃然再起，许多豪门贵族和富裕人家为博得孝子的美名，获得举孝廉的机会，不惜荡尽家产为逝者大肆操办喧闹排场的葬礼，建造宏大奢华的墓葬。装饰美观、价值不菲的画像空心砖墓，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这种墓的使用者虽不是官高爵显的高级贵族，但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空心砖上的画像，不单纯为了华丽好看，它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因为每种画像或由多种画像组成的画面，都包含了当时流行的观念，寄托了孝子的殷切希冀和美好祝福。狩猎图、拜谒图表现了逝者生前拥有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生活，并希望逝者在地下继续享有这样的生活；龙、武士御龙有祈盼逝者灵魂升仙的寓意；手持武器的武士、虎豹有守护逝者、辟除不祥的意义；凤鸟、仙鹤、瑞草、嘉树都是传统的祥瑞图案；而骏马在汉武帝时代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神奇而祥瑞的动物。

作者分别系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

原标题：画像空心砖为什么出现于汉武帝时期？

画像空心砖兴于汉武时期的历史文化逻辑

画像空心砖在汉武帝时期的勃兴，实为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工艺发展脉络观之，此类砖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几何纹空心砖基础上发展而来。几何纹空心砖自战国晚期已现端倪，经秦代至汉初百余年间，其制作工艺日臻成熟，为画像砖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细察画像内容，可分为叙事性与装饰性两大类型。前者如狩猎图，通过雁群、猎犬、奔鹿等元素的有机组合，构建出完整的叙事场景；后者则以瑞兽、祥禽、铺首等独立图案为主，体现装饰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狩猎题材的频繁出现，既承袭了先秦贵族田猎传统，又反映了汉代贵族的生活趣味，更暗含"尚武"精神的政治隐喻。

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国策转变实为关键。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将"孝道"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核心地位。在"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下，"厚葬"成为彰显孝行的重要方式。《孝经》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这种孝道观念的制度化，直接刺激了墓葬艺术的繁荣。

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至武帝时达于鼎盛。据《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种经济实力为造价高昂的画像砖生产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砖上频繁出现的祥禽瑞兽图案，如凤鸟、朱鹭等，折射出汉武帝时期盛行的谶纬思想和升仙观念，与同期马王堆帛画、漆器纹饰形成跨媒介的艺术呼应。

要言之，画像空心砖在武帝时期的兴起，是工艺积累、儒学意识形态、经济繁荣三者共振的产物。它既是对先秦工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汉代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更是儒家孝道观念在丧葬文化中的艺术呈现。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物质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汉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汉武帝时期画像空心砖兴起的礼制与艺术考辨》

关于画像空心砖突然盛行于武帝时期的特殊现象，需从礼制变革、工艺演进与社会风尚三个维度进行解析。考古材料显示，此类砖材的纹饰演变确实存在明显断层：战国至汉初的空心砖多饰以绳纹、回纹等几何图案，而武帝时期突然出现叙事性画像，这种艺术表现的跃升绝非偶然。

从图像学角度考察，现存画像题材可归纳为三类：其一为狩猎、驯兽等贵族生活场景，其二为龙虎、凤鸟等祥瑞符号，其三为铺首衔环等丧葬仪轨元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狩猎图"空心砖（M61:36），通过动态构图将十种动物有机组合，其"犬逐兔-雁惊飞"的叙事逻辑，恰与《周礼》"春蒐冬狩"的礼制记载相呼应。这种图像叙事已超越简单装饰，具有明确的礼仪功能。

工艺层面呈现出技术突变。比较景帝阳陵与武帝茂陵陪葬坑砖材可知：前者采用单模压印技法，后者发展出分模套印技术。西安北郊汉砖窑遗址出土的陶范证实，武帝时期已能实现六色分模套印，这种工艺革新使复杂叙事图像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根本动因在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举孝廉"制度的推行。《盐铁论·散不足》载"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恰反映当时"厚葬为孝"的社会风气。董仲舒《春秋繁露》强调"事死如生"的丧葬观，促使贵族阶层竞相采用画像砖构建"地下礼制空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车马出行"画像砖（M1:4023），其四马驾制的规格严格对应墓主中山靖王的诸侯身份，正是这种礼制需求的物证。

需要辨析的是，画像空心砖的兴起并非单纯工艺进步的结果。考古类型学显示，其分布范围与"五经博士"设置区域高度重合，关中、河洛地区的画像砖纹饰明显更具礼制规范性。这种空间分布特征，印证了《汉书·武帝纪》"崇孝道，励廉耻"政策对物质文化的深刻影响。

要之，画像空心砖在武帝时期的勃兴，实为儒家丧葬观念、选官制度与技术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图像既是艺术表现，更是礼制载体，生动诠释了"器以藏礼"的深层文化逻辑。这一现象充分证明，物质文化的突变往往源于制度变革的推动，此为研究汉代艺术史不可忽视的关键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