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事君、致君尧舜，是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的责任和使命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我违道，汝当以义辅正我。无得面从我违，退后言我不可弼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我有过失，你们要辅助我、纠正我，你不可以当面顺从，退下去在背后议论，说我不可辅弼。这句话说明舜帝有求谏、纳谏的心胸和雅量，他有这种雅量，臣子才有劝谏、进谏的意识和胆量。 《论语·先进》中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以道事君、致君尧舜，是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明君对于忠臣的要求。 《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如果天子有能够犯颜直谏的七个臣子，虽然自己无道，也不至于失去天下。这七人指太师、太保、太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他们帮助君王治理天下，使君王不至于陷于危险的局面。 太师，导之教训，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导。 太傅，傅之德义，给以伦理道德的教诲，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 太保，保其身体，讲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包括言行举止、行住坐卧的威仪。 左辅，负责修明政教，讥讽不符合礼法的行为；右弼，负责纠察祸患，言说失误、偏邪的地方；前疑，负责纠正法度，确定道德的标准；后丞，负责匡正错误、考察变异得失。总之，“四弼兴道，率主行仁。”有这四位辅弼大臣的进谏，才能使道兴盛，领着君主行仁。 不仅是这七位大臣负有进谏的职责，圣明的君主设立各种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声音。《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古代圣王的制度，由史官在前面记载君主的过失，左右史官负责记载君主的言论和行为，特别记载君主所犯的过失。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监督机制，让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 “工诵箴谏”，乐工读诵规劝的谏言，使听者提起正念和警觉。古代君王用餐时都要奏乐，不仅为了享受、娱乐，也有乐工读诵箴言警句和劝谏的言辞。古人重视道德教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场合加以劝谏。 “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商人在市场上可以议论朝政，要让民众有合适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使民情上达。从民众表达的意愿中，为政者才能看到施政的得失，国君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后，最重要的是能改正过失。见到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听从，顺着去做，才能永久地拥有天下。 天子拥有广大的天下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了知下情，但进谏的方式不一定都是犯颜直谏，可以委婉地劝谏，也可以讽谏，也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语言劝谏。采取哪种方式要依据具体情况。魏徵能劝谏唐太宗，因为他遇到的是一代明君。如果遇到的是昏君，可能也就不能犯颜直谏了。 东汉大儒马融仿效《孝经》写了一部《忠经》，在这部书中，他详细谈论忠君之事。尽忠首先要知上，不仅要知道他的脾气、性格，还要知道他的胸襟、抱负、生活习惯等，这样才能更好地事奉君主、长上。同样，劝谏要达到良好的效果，也要知道长上的脾气、秉性。 所以，知上的目的并不是迎合、谄媚巴结，取得长上的宠信，这样做是出于私心。知上的目的是更好地尽忠职守，和君主一同走在大道之上，把国家治理好。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纠正君主的偏失。在各种劝谏方式中，讽谏委婉、含蓄，也是使君主容易接受的劝谏方式。舜帝说，我违背了正道，你应当以义理来辅助纠正我，不能表面顺从，退下后说我没法辅佐。 舜帝的这段话，讲的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即要帮助所有人民，除了使他们生活富裕、家给人足外，更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怎样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才行之有效？“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那就必须任用贤德之人，制礼作乐，兴起礼乐教化。因为礼规范人外在的行为，乐培养人内在的和平的心性，一个人心平气和，心性、性情很好，怎么会有暴虐的行为？ 此外，要保证君主明智，还要有完善的纠错机制，君主要主动纳谏、臣子要敢于劝谏，君臣之间以道义相处，相互勉励、共同向善，这样才能臻于大治，达到国泰民安。 所以，读《尚书》感受会很深刻，看似每一句话很简单，实际上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