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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古]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后悔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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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禾田讲古 發表於 2018-11-18 13:5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巫蛊之祸,牵连甚广,因之而死者不知凡几。

如此倒行逆施,虽然在汉武帝的威压之下,也还是有德高望重之人,向汉武帝进言。

太子生前,逃亡在外的时候,就有壶关三老,名叫令狐茂的,向汉武帝上书,申明太子是被逼无奈,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如此。希望汉武帝赦免太子,将之召回。

汉武帝当时也颇为心动,但是犹豫之时,太子已经身死。

所谓的壶关三老,这里的壶关,是个地名,三老是官职名,是负责掌管教化的地方官,一般多是由当地威望较高的长者担任。

巫蛊之祸稍稍平息之后,汉武帝追思起来,已经颇有悔意。毕竟死的都是自己的至亲之人呐。

而且,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前面江充等人判定的巫蛊害人之案件,很多都是百姓被屈打成招,并不是真的。汉武帝后悔之意更重。

正在汉武帝后悔又没有台阶可下时,有个管理汉高祖庙堂的小官田千秋向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替太子伸冤:『儿子玩弄父亲的刀兵,是应该受到惩罚,责打一顿也就够了;身为皇帝的儿子,即使犯错误杀了人,也罪不至死,受到适当的惩罚就可以了。这些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我梦到一个白头发的老头教我这么说的。』

汉武帝本来就已经颇有悔意,正好借助田千秋的话下了台阶。于是汉武帝接见田千秋,表示:『父子之间的矛盾,外人本来很难说话。你能够说的这么简单明白,可见,这一定是高祖皇帝宗庙里的神灵让你来教导我的。我一定接受。另外,你就留在我的身边,随时提醒我吧。』

于是汉武帝提升田千秋为大鸿胪。

这里的大鸿胪,是负责掌管礼仪的高官,属于九卿之一。

田千秋可谓一步登天。

这还不算,几个月之后,担任丞相不久的刘屈氂因参与汉武帝的儿子们争太子之事被杀,汉武帝就封田千秋为丞相。

虽然田千秋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但是因为为人安分守己,朴实厚道,处境倒是很安稳,也能及时的向汉武帝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汉武帝病死,汉昭帝即位后,田千秋一直担任着丞相的职务。做了十二年丞相后,老死于任上。

在田千秋年纪特别大以后,皇帝特意允许,可以坐着小车上朝面君,因而田千秋又被称为『车丞相』,或者『车千秋』,传为美谈。

封赏了田千秋之后,汉武帝又下令将江充一家满门抄斩,将江充的几个助手和曾经对太子刀兵相向的人也陆续斩杀。

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冤枉,是不是只是在执行他的命令,就不是汉武帝在意的了。

之后,汉武帝为了表示自己思念儿子的真挚情怀,在湖县,就是太子身死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皇宫,起名为『思子宫』,又修建了一座高台,起名『归来望思台』。都是思念儿子,希望儿子能归来的意思。

在皇宫和高台修好之后,汉武帝还真的在这座皇宫里住一住,在高台上东瞧瞧、西看看,似乎在盼望着儿子能回来的样子。

当然,汉武帝就是修建再多的宫,再多的台,死去的人也是活不过来的。

天下人见汉武帝如此,既痛恨他杀妻灭子的绝情,又替这么一个伤心的老人心酸、惋惜,所谓『天下闻而悲之』。

至于汉武帝此举是真心悔过还是装模作样,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

按照人之常情推论,暴怒之下做出错误判断,逼死妻子、儿子、孙子,醒悟过来之后后悔,乃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史书上言之凿凿,所以相信汉武帝痛悔的,颇为不少。

但是作为一个帝王,又不可以用常理推断。

尤其是,太子刘据行巫蛊一事,到底是被栽赃陷害还是真的做了,又是个谜团。如果是被陷害还好说,汉武帝因为自己的过失逼死儿子,有可能后悔;如果是太子刘据真的对汉武帝用了巫蛊之术,那么,作为一个帝王,汉武帝心中拥有的,恐怕就是满满的愤怒,而不可能存在后悔这种情绪了。

如果以此推论,那么汉武帝此处,恐怕只是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做出一副如此的姿态罢了。

〖汉书·武五子传〗中,也只是记载:『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上怜太子无辜……』而这个『无他意』和『无辜』里面主要包含的是汉武帝原谅了太子刘据拥兵造反,为自保之意,至于包含不包含太子有没有用巫蛊之事害汉武帝,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还有人认为汉武帝不但没有后悔,连这些所谓后悔的举动都没有,而是记载史书的史官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也就是为了美化汉武帝,硬生生塑造出一副汉武帝痛悔不已的样子,好淡化一下其杀妻灭子的暴虐形象而已。

平民百姓 發表於 2025-6-19 18:44 | 顯示全部樓層
《巫蛊之祸与汉武帝晚年心迹考辨》

巫蛊之祸作为汉武帝晚年重大政治悲剧,其后续反应实为考察帝王心术与伦理困境的经典案例。据《汉书·武五子传》《资治通鉴》等史料所示,武帝确有悔意,然此"悔"乃复杂政治心理的阶段性呈现,需从三个层面剖析:

一、情感之悔的渐进性
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时,武帝"不怿而罢朝"(《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显示其情感已生裂隙。然帝王之悔非庶民忏悔,须经历"威权维护—真相认知—伦理重构"的过程。征和三年(前90年)高庙郎田千秋"白头翁"之谏所以奏效,恰因其以"高祖托梦"的神圣叙事,为武帝提供了兼具天命权威与伦理慰藉的台阶。这种将政治过失转化为"神灵启示"的处置方式,正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精妙运用。

二、政策转向的补偿性
武帝后续举措具有明显纠偏意味:
1. 族灭江充、焚苏文于横桥(《汉书·江充传》),以"清君侧"姿态重塑政治伦理;
2. 作《轮台诏》推行"禁苛暴,止擅赋"政策(《汉书·西域传》),实为对巫蛊之祸牵连过广的间接反思;
3. 拔擢田千秋为相,以其"敦厚有智"(《汉书·车千秋传》)平衡前期酷吏政治。这种"罪己—更化"模式,开创了后世帝王"罪己诏"制度的先河。

三、帝王心术的复杂性
需注意武帝悔悟的限度:
始终未正式为刘据平反,仅"作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汉书·武五子传》),以象征性建筑替代制度性追认;
巫蛊案中受株连的卫氏家族未获赦免,可见其悔意集中于父子伦理,未扩展至政治清算层面。班固"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汉书·西域传赞》)的评述,恰说明这种悔悟是有限度的战略调整。

结语
汉武帝之悔,本质是威权政治下"刚戾自用"(《史记·酷吏列传》)性格与宗法伦理的博弈结果。田千秋"车丞相"的美谈,实为汉代政治智慧将悲剧转化为统治合法性的典型案例。此事件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深刻命题:帝王的忏悔从来不是道德的觉醒,而是权力重构的另一种形式。

(全文7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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