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实行连带责任制？

古代为什么实行连带责任制？

【『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然则贤良者悦而不肖者惧。』】

出自〖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派有关官员每日视察、经常考核；提拔任用贤良的人才；降职、罢免不贤德之人，贤良之人就会喜悦，而不贤德之人就会惧怕。这是举荐和发现人才的制度。贤良之人，在百姓中都有好口碑，就被地方官进荐、举用；不贤德的人，在群众中口碑不好，人人也都知道他，就被贬退、甚至罢免。而且为了避免官员不作为、不举荐人才，或者晋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有连带关系的人、给自己送礼的人，还有一项重要的连带责任制度：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

这种制度自古以来就有，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明确的记载。〖群书治要·尸子〗中：『若能做到举荐贤者有赏，举荐不肖者负连带责任，若是没有能够举荐贤人，便把他称为是无能之人。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多多地举荐贤者，而且臣子如果立了大功，就一定追问谁是他的举荐者，一同赏赐。如果犯了大过，也同样追问是谁任用了他，连带给以处罚。』这种奖惩制度和连带责任制度，把能否荐贤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而且是重要的考核目标。调动了官员荐贤的积极性，也使官员不敢随便举荐无德之人，形成『进贤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风气。

〖汉书·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曾下诏说：『十室人家的县邑，一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可以向他学习的老师。但是如今全郡之中，却连一位贤良之士都没有被举荐给朝廷，这是因为朝廷的教行没有下达落实，而使得具有孝廉之行的君子向上进言的路途被阻塞。郡守、县令是维护人伦教化的地方官，这样将如何辅佐我了解下情、教化百姓、勉励民众、推行乡里的教化呢？何况举荐贤士会受到上等的赏赐，埋没、遮蔽贤士会受到重罚，这是古代的原则。』

于是，汉武帝就命令当时的有关官员讨论，对那些不能举荐贤良的郡县官员应该如何处理。官员经过讨论，上书分析说：『诸侯向朝廷举荐人才，首次推举的人才，如果得当，就称他为好德；第二次推举得当，就称其贤明；第三次推举人才得当，便称其有功。朝廷对他们进行崇高的奖赏。诸侯如果不向朝廷举荐贤才，第一次被发现就贬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部削尽。勾结于下而欺罔君上的人要处死；谄媚于上而欺罔臣民的人要处刑；参与国政而不能造福于人民的要弃逐；身居要职而不能进谏贤才的要退位，这就是劝善惩恶的措施。今日诏书要求发扬先代帝王选贤举能的传统，令郡守、县令推举孝廉贤才，是为了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那些对举贤诏令置若罔闻的官吏，当以不遵朝命论处。不能培养与发现贤才就是不能胜任其职，应该罢免。』这些上奏都被汉武帝所采纳。

正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任贤选能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连带责任制，以保证能够真正贤德的人被举荐出来，而不是举荐亲私。连带责任制也被后世所效仿，成为一项有效的荐贤保障制度。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官员不作为、不荐贤以及忌贤妒能、任人唯亲等问题，值得我们借鉴。现在很多官员『带病提拔』，本来都有问题了，还三番五次地受褒奖、受提拔，都要追究连带责任。

古代连带责任制的施行，实为治国安邦之良策，其核心在于以制度约束人性之私，激发为政者公心。考其渊源，可溯至先秦"进贤受赏，蔽贤蒙戮"的核心理念。《尸子》所言"进贤有赏，举不肖连坐"，实为周代"乡举里选"制度的深化发展。此制之妙，在于将人才选拔与官吏考绩紧密勾连，形成三重治理机制：

其一，以连坐制衡举荐之权。汉代察举制明定"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使官员既不敢蔽贤不举，亦不敢徇私滥举。如东汉规定刺史岁举茂才，若所举非才，举者免官。此制迫使官员必须深入乡里考察，如《周礼》所云"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

其二，以连带强化群体监督。唐代科举实行"通保连坐"，五家联保方得应试；宋代更发展出"保任制"，荐官需为被举者行为终身负责。此法使士人互相砥砺，如欧阳修所言"举者知慎，则天下莫敢妄举"。

其三，以赏罚分明激励进贤。商鞅变法时即立"荐贤者受上赏"之规，汉代武帝诏令"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将荐贤纳入考功首要。明代王鏊在《震泽长语》中评曰："连坐之法，使君子互相劝，小人互相察，此先王所以致治也。"

此种制度设计，实为传统"尚贤"思想的制度转化。通过责任连带，既防范官员懈怠，又避免结党营私，使"野无遗贤"的理想得以实践。今人观之，其慎始虑终的智慧，仍可为现代人才选拔制度提供镜鉴。

《论古代连带责任制的制度逻辑与政治智慧》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的连带责任制，实为一种极具智慧的制度设计，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治理哲学。从《群书治要》所载"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制度安排，到汉武帝时期"三举三黜"的考核体系，这种责任连带机制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制度理性。

其一，道德约束与权力制衡的双重效应。如《尸子》所言"举不肖者负连带责任"，通过将举荐者与被举者绑定，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这种制度设计巧妙地运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既防范了官员徇私举亲的弊端，又促使掌权者必须审慎行使选拔之权。汉代实行的"三举制"更将这种连带关系制度化：首次举荐得当称"好德"，二次称"贤明"，三次则记"有功"，形成循序渐进的激励机制。

其二，建立垂直贯通的问责体系。汉武帝诏书揭示的"全郡无荐"现象，正反映出连带责任制的纵向约束力。从郡守到县令，各级官员都成为人才选拔链条上的责任节点。《汉书》记载的处罚措施——"一不荐贬爵，再不荐削地，三不荐尽削"，构建起严密的压力传导机制。这种"上追下究"的问责方式，确保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有效执行，解决了传统官僚体系中常见的"中间阻塞"问题。

其三，形成动态平衡的治理生态。连带责任制绝非简单的严刑峻法，而是包含"赏罚并举"的完整制度体系。《孔子家语》强调"贤良者悦而不肖者惧"，通过建立明确的行为预期，引导官员主动进贤退不肖。汉代对"参与国政而不能造福于人民"者的弃逐规定，更体现出制度设计中对行政效能与民生福祉的双重关注。

这种制度智慧对当代仍有启示意义。古代统治者深谙"制度之治"优于"能人之治"的道理，通过构建环环相扣的责任网络，既防范了权力滥用，又保障了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其精妙之处在于：将道德要求转化为制度约束，使抽象的"举贤"理念具象为可操作的考核标准。这种制度设计与执行的艺术，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