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义以为上

音频学《论语·阳货篇第23章》孔子怎样阐述义与勇的关系？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问：“君子崇尚勇力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君子只有勇而没有义，就将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为盗。”

怎样理解“君子义以为上”呢？孔子认为，仁义是道德的核心，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君子的一言一行，都要以是否符合仁义来衡量，在符合仁义的前提下，勇才具有道德的价值。

关于“仁”与“勇”的关系，《论语·宪问篇》还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精辟之论。他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就是说，仁者一定勇敢，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义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会干出许多伤害仁德的事，是不可取的。

附：

《原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译文】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力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君子只有勇而没有义，就将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为盗。”

怎样理解“君子义以为上”呢？孔子认为，仁义是道德的核心，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君子的一言一行，都要以是否符合仁义来衡量，在符合仁义的前提下，勇才具有道德的价值。

《论义以为上：孔子勇德观之现代诠释》

孔子在《阳货篇》第23章提出的"君子义以为上"命题，实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枢要。此章虽仅四十一言，却构建了完整的道德价值层级体系，其精微处值得深入阐发。

一、义为勇之纲纪
孔子以"义"为勇德之根本准则，此说具有双重哲学意涵。其一，"义"在此处非仅指适宜性，实为"仁"之具体显现。《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而《孟子·离娄上》更明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孔子将义置于勇之上，实则是以仁道统摄勇德。其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的警示，揭示了道德价值序列的不可逆性。朱熹《论语集注》解此章谓："君子小人，以位言也。乱与盗，以事言也"，指明无义之勇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解。

二、勇德之两重境界
孔子区分"仁者之勇"与"匹夫之勇"，实开儒家勇德论之先河。仁者之勇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为"见义而为"的自觉性，《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可相印证；其二为"杀身成仁"的超越性，此即《卫灵公》篇所示境界；其三为"知者不惑"的理性特质，与《子罕》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形成完整德性体系。反观匹夫之勇，恰如荀子所斥"狗彘之勇"，徒具形式而失其本真。

三、现代语境之启示
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孔子此论尤具现实意义。首先，它警示我们警惕"去道德化的勇气"，任何脱离正义原则的个人英雄主义终将异化为社会危害。其次，为现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范式：真正的勇气必须建基于对正义的认知与持守。王阳明《传习录》云"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正可与此章互释。

要之，孔子通过"义以为上"的命题，不仅确立了儒家勇德观的基本框架，更构建了德性伦理的价值排序。这种以道德理性统摄情感冲动的思想，对于矫正当代社会重能轻德、尚力贬义的倾向，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意义。学者钱穆曾言："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必以仁义为本"，此章正是最佳注脚。

《论"义以为上"：孔子勇德观的本体与工夫阐微》

孔子在《阳货篇》中对子路"尚勇"之问的回应，实为儒家伦理体系中关于德性结构的精微论述。"君子义以为上"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义对于勇的统摄关系，更构建了儒家道德实践的价值层级。本文将从本体论与工夫论双重维度，解析孔子勇德观的深层意蕴。

一、义作为勇德的本体依据
"义者，宜也"（《中庸》），在儒家伦理体系中，义既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天理之公），又是个体行为的价值尺度（人事之宜）。孔子以"义以为上"确立价值排序，实则是将勇德纳入"仁-义-礼"的德性体系。在《宪问篇》"仁者必有勇"的表述中，可见仁为体、勇为用的关系——仁心之发用必表现为"杀身成仁"的道德勇气，这种"大勇"区别于血气之勇的本质，正在于其以义理为内在根据。程颐所谓"义便知有是有非"，恰说明义对勇的定向作用。

二、勇脱离义的异化形态
孔子区分"君子之乱"与"小人之盗"两种失范状态，揭示了勇德异化的社会危害性。君子失义之勇，将导致权力僭越（如季氏八佾舞于庭）；小人无义之勇，则引发社会失序（如盗跖暴戾）。这种批判与孟子"王霸之辨"一脉相承，都强调道德动机（义）对行为方式（勇）的决定性。朱熹《集注》点明："勇而不中节，则血气之强而已"，正是对勇需"以义为节"的注解。

三、义勇和合的修养工夫
实践层面，"义以为上"要求通过"集义"工夫培养道德勇气。首先需明辨义利（"君子喻于义"），其次要"见义勇为"（《为政》），最终达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强调"必有事焉"的修养，正是对孔子义勇观的工夫论展开。这种道德实践，既不同于墨家的功利主义勇德观，也有别于道家"勇于不敢"的处世哲学。

结语：
孔子"义以为上"的命题，构建了以价值理性统摄实践理性的伦理模型。在当代社会价值多元的背景下，重审这一思想传统，对于匡正"唯结果论"的伦理失范，重建道德行为的价值根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真正的勇气，永远生长在正义的土壤之中。

《论君子勇义之辨——释〈阳货〉‘义以为上’章》

《论语·阳货》载子路问勇一章，实为孔门道德哲学之精要。夫子以‘义以为上’为纲，剖判勇德之正邪，其义理层次可作三重阐发：

一、义为勇之本体
‘义者，宜也’（《中庸》），乃裁制事物之准绳。夫子谓‘君子义以为上’，非仅言价值序列，实揭示勇之存在论基础。朱子《集注》云：‘君子循理，故动必以义。’此理即天理之节文，勇若离此节度，则如无舵之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李塨说：‘义者，勇之干也。’犹木无干则枝叶不存，勇无义则德性荡然。

二、勇义相济之辩证
‘有勇无义为乱’之训，显现儒家‘质文相胜’之理。勇若野马，义为辔衔，《礼记·聘义》所谓‘强有力者能以义退让’正是此意。然孔子非贬勇德，《泰伯》篇赞‘仁者必有勇’，盖真正大勇必发于仁义之端。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析之甚精：‘义载勇以行，勇翊义以立。’二者犹阴阳之互根，缺一则道德实践失其完整。

三、君子小人之分判
同为无义之勇，君子‘为乱’、小人‘为盗’，此中深意当参《孟子·离娄》‘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之说。君子失义，其害在坏礼乐制度；小人失义，其患在伤民生财产。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焦循说：‘乱者逆理，盗者悖德。’虽同源于义之缺失，然因主体位阶不同，其流弊遂有层级之差。

今观夫子此训，实为当代社会之明镜。今人所谓‘勇气’，往往沦为血气之争，或异化为功利工具。若返观‘义以为上’之教，则知真正勇德必建基于三个维度：于个人为心性之节制，于群体为伦理之持守，于天下为道义之担当。此即《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微旨，学者当深体之。

《论君子义勇之辨——释〈阳货篇〉第23章微义》

孔子于《阳货篇》"君子义以为上"之论，实为儒家伦理体系之枢要。此章以子路问勇为机，夫子特揭"义"字为纲，非仅答问，实乃正本清源之教。今试析其三层精义：

一、义为勇之本
夫子以"上"字立极，明义乃价值序列之巅。《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君子之勇必以道德正当性为根基。朱子《集注》谓："君子小人，皆以义为本。"无义之勇，犹无舵之舟，终必失其所之。管子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正可与此互证。

二、勇德分殊之辨
"君子为乱""小人为盗"之判，深具社会学洞见。君子失义则乱礼法，小人失义则坏财产，此即《孟子·离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之先声。程颐《经说》点明："勇而无义，则勇非其勇。"盖君子之勇当如颜渊"不迁怒"之克己，非子路"暴虎冯河"之逞强。

三、仁勇体用关系
《宪问篇》"仁者必有勇"之说，实与此章呼应。仁为体，勇为用；义为经，勇为权。王阳明《传习录》云："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仁者之勇，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道德实践力，非血气之刚。此即《易·乾卦》"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真谛。

今人解此章，当注意三个维度：其一，义作为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统摄；其二，社会阶层与道德责任的对应关系；其三，德性伦理中诸德目的有机联系。孔子此训，实为针对春秋"尚力"风气的拨乱反正，对当今功利社会尤具镜鉴意义。

要之，儒家义勇观非简单德目并列，乃构成以仁为根、以义为干、以勇为叶的德性体系。明乎此，则知夫子"义以为上"四字，实为君子人格之圭臬，亦治国平天下之枢机。学者当于此章细玩"上"字之深意，方能体认儒家"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真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