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_每日诗词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诗词赏析

这首诗是诗人白居易的成名作。此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

诗的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侧重表现其共时之美。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

咏物诗也可作为寓言诗看。有人认为是讥刺小人的。从全诗看，原上草虽有所指，但喻意并无确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作为一种‘韧劲’而有口皆碑，成为传之千古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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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得古原草送别》的生命哲思与艺术三昧

白居易此诗作于贞元三年（787年），时年十六应科场试。"赋得体"本为应试制式，然诗人以寻常草色破题，铸就千古绝唱，实见唐人"以诗为生命"之精神。全诗以草喻情，由物及人，在格律规范中展现自然生机，可谓"戴着镣铐起舞"的典范。

首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暗合《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之理。草之枯荣非简单轮回，实乃《道德经》"周行而不殆"的具象化。诗人以五言句式浓缩四季代谢，"一岁"与"枯荣"形成时空对仗，较之《楚辞》"惟草木之零落"更显从容超脱。

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尤见炼字之功。"烧"字从火属阳，"吹"字从风属阴，暗合阴阳相生之道。考《淮南子》"草木荣华，秋凋冬枯"，白诗却于毁灭中见生机，此非道家"柔弱胜刚强"之旨乎？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评此联"语意浑成"，正是窥见其将《易经》"生生之谓易"化入诗髓。

颈联转写空间意象，"远芳""晴翠"二词深得谢灵运山水诗法乳。"侵"字见草木蔓延之势，"接"字显天地相连之境，较之王维"青霭入看无"更富动态。古道荒城之沧桑，反成野草生命力的注脚，此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尾联"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化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然变招隐之思为送别之叹。萋萋草色与离情浑然一体，恰如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之韵。唐人送别多折柳，白公独取野草，盖柳枝易折而野草难绝，正契合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的坚韧品格。

此诗之妙，在将应试诗的程式转化为生命咏叹。野草意象既含《诗经》比兴传统，又具禅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的顿悟。后世或解为讥讽小人，然观白集《与元九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此诗更多当是诗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其艺术价值正如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所云："不必定有深意，一种天然情致，故佳。"

《重诠白傅古原草之生命哲思与诗艺境界》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诚为唐人五律之圭臬，其以寻常草木寄寓宇宙人生至理，实得《诗经》比兴传统之真髓。今试从三重维度解其精微：

一、物象与心象的辩证
"离离原上草"以叠字开篇，既见《楚辞·招隐》"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遗韵，复得汉乐府"青青河畔草"之真传。诗人以"枯荣"二字括尽草木代谢之律，较之《周易》"枯杨生稊"更显动态平衡。野火春风之喻，非徒状物，实乃《庄子·知北游》"薪尽火传"哲思的诗化呈现，其生命韧性与佛家"轮回"观暗合。

二、时空结构的匠心
前四句纵向勾勒永恒循环，后四句横向铺展空间画卷。"远芳侵古道"暗用《招隐士》意象而翻新，"晴翠接荒城"化用谢朓"余霞散成绮"技法。时空经纬交织处，王孙别情遂成点睛之笔，使物理时空升华为心理时空，此正得《文心雕龙》"神与物游"之三昧。

三、诗教传统的现代启示
历代注家或谓讥刺小人，然考白傅《与元九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此诗当超越具体讽喻。野草意象实为士人精神的隐喻，其"烧不尽""吹又生"的特质，恰合《孟子》"浩然之气"与《论语》"岁寒松柏"的刚健品格。今人读之，尤当体认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生命尊严。

此诗之妙，在将《诗经》比兴、《楚辞》象征、汉魏风骨熔铸一炉。其"赋得体"形制虽为应试而作，然能破茧成蝶，终成"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化境。至若"野火"联之成为民族精神符码，正可见真正伟大的诗歌必超越时代而直指人心。

（全文798字）

《赋得古原草送别》的生命哲思与艺术境界

白居易此诗以"赋得体"写送别，实将咏物、抒情、哲理熔于一炉。"离离原上草"四句，非仅状物之工，更暗藏《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宇宙观。野草之枯荣，乃阴阳二气之消息；"烧不尽"与"吹又生"，正合《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诗人以草喻道，其生命韧性实为天地之道的具象化呈现。

章法上，前四句纵向写时间流转，后四句横向拓空间意境。"远芳侵古道"二句，化静为动，"侵"字见草木蔓延之势，"接"字显天地相连之象，暗合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造化之功。尾联"萋萋"既承《楚辞》"王孙游兮不归"的典故，又以叠字摹状，使草木丰茂之态与离情郁结之心同构相应。

历代注家多执"讥刺小人"之说，然考白氏《与元九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此诗作于贞元三年（787年），时年十六，正值用世之志方炽，恐非专务讥讽。诗中野草意象，实兼含三重境界：自然之草可见其形，离情之草可感其情，而"烧不尽"之草则可悟其理。这种物—情—理的层递，正是盛中唐诗歌由摹写转向思致的典型体现。

至若"野火"一联，其哲理深度已超越送别本意。钱钟书《谈艺录》谓此联"理趣盎然"，盖因它揭示了毁灭与新生之辩证：火劫为"断"，春生为"续"，而草根伏土、待时而动的生存智慧，恰是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的文化隐喻。这种"韧劲"，非独草木之性，实为民族精神之写照。

今人读此诗，当三重观照：一观其格律精严处，五律对仗如"远芳"对"晴翠"，虚实相生；二味其情景交融法，"满别情"而借"萋萋草"言之，得含蓄之妙；三悟其生命哲学，野草之枯荣即天道之循环。白氏少年之作已具此三昧，无怪乎顾况见"离离"句而叹"长安居大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