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參加一個與儒學有關的研討會。會議間歇，與幾個朋友閒聊，恰有著古服的同仁從眼前晃過，朋友感慨說：『弘揚儒學，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應僵化泥古，把古人的東西不加區別接收。』 我說：『您的話只講對了一半，另一半是不對的。您說不能僵化泥古，這是對的，朱子也講：「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但您要取儒學的精華，去儒學糟粕，卻不對。』 他問爲什麼？ 我反問了他三個問題： 第一，何爲精華，何爲糟粕？判斷它們的標準是什麼？ 第二，由誰來區別儒學中的精華與糟粕？誰有能力充當審判儒學的法官？誰有資格對孔夫子、孟夫子指指點點？是你，是我，還是哪位牛人？ 第三，如果一些庸人，無知無畏，依仗手中掌握的話語資源，冒充聖賢，胡亂評判，把精華當糟粕，給丟掉了，把糟粕當精華，給供奉起來了，豈不是厚誣古人，惑誤來者？ 我反問的這個三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爲一：對儒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其實等於變相判儒學死刑，或把儒學變爲其他學術的奴僕。 這樣講，似乎有點聳人聽聞，卻是事實。 因爲要對儒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必須先要有一個高於儒學的評判標準；只有確定了這樣一個高高在上的價值尺度，才可以用來評判傳統儒學，哪一部分是精華，哪一部分是糟粕？ 而這個高於儒學的價值標準是什麼呢？從當今的現實而論，無非下列幾類：一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標準，二是西方馬列主義的標準，三是西方基督教的標準，四是中東伊斯蘭教的標準，五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家、佛家、墨家、法家等標準。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一口號，後面隱藏著這樣一個前提，即：傳統儒學已經過時，它註定了要倒塌。而它那龐大的廢墟中，或許還能找到一些有益於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等等的東西。 也就是說，現代的自由主義者、馬列主義者、基督徒等，都能以自己的信仰爲尺度，到儒學的廢墟中挑挑揀揀，各取所需。他們感覺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就貼上『精華』的標籤；他們感覺對自己沒用，或有害的東西，就貼上『糟粕』的標籤。 有人或說，我沒有任何信仰，只是一個理性的現實主義者，什麼對我有用，我就視之爲精華，拿來；什麼對我沒用，我就稱之爲糟粕，棄之如敝履。 可是，什麼算有用呢？有用或無用，對於不同的人，判定的標準有很大差異。有人最想發財，難道能助他發財的儒學，就是精華？有人最想升官，難道不能助他官運亨通的儒學，就統統是糟粕？ 如果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需求，對儒學隨意分割取捨，那麼儒學豈不成了小人自利的工具？豈不成了庸俗之徒的奴僕？ 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一口號，最早大約由毛澤東提出。在當時的歷史情勢下，作爲一個馬列主義者，毛澤東提這樣的口號可以理解。畢竟，在當時西方決定一切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精英們在懵頭轉向中達成了一個近乎普遍的共識：那就是中國必須走西化的道路，徹底脫胎換骨，才能免於亡國滅種。 馬澤東與他的同志們認爲，西方的馬列主義，要強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它代表著世間最高的真理。因此，他可以用馬列主義爲尺度，來評判一切，當然也包括用來評判傳統儒學——凡與馬列主義相契合的，便稱之爲精華；凡與馬列主義相違悖的，便判之爲糟粕。 可是，經過了一個歷史階段的檢驗之後，現在我們發現，馬克思主義雖可稱爲真理，卻有所偏頗，最起碼不是完全的真理，它還需要中國化，需要與中國傳統的儒學相結合才可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列主義不再高居於儒學之上，把儒學視爲奴僕；而是要把儒學看做合作夥伴，與之相互補益。 這就需要，我們現今應站在儒學的本位上看待儒學；唯有如此，儒學才能真正復興，才能真正與馬列主義相結合。 而假如我們站在儒家的本位上看待儒學，便無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因爲以儒學的標準審視儒學，不存在取捨，只有損益。 傳統儒學是一個生命體，它像一株根深葉茂的大樹，在東亞這片土地上生長了數千年，它不可能從古到今完全一模一樣；如果它從古到今一模一樣，那它就成了死的標本，而不再是活生生的儒學。 儒學隨著時代的變遷，經常不間斷地損益自新，就像大樹不斷落掉枯枝舊葉，不斷生發出新枝新葉。【大學】引殷人盤銘上的話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儒學損益自新，是它內在生長機發揮作用；而非由傲慢的外力，強行胡亂裁剪。 退一步講，即便一定要對儒學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造，一定要有所取捨，那也不是隨隨便便誰都可以去取、去舍。因爲要改造一種事物，一定先要最大限度地了解它；同理，要改造儒學，就必須要先把儒學研究明白，先要繼承它。 知之，才能權變；繼承，才能創新。 一個對儒學一知半解的門外漢，有什麼資格判斷哪一句孔子的話是精華，哪一部分儒學是糟粕？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儒學需要自新是毫無疑問的；但其前提是：先把經書讀懂，能『照著講』；然後在此基礎上，才可損益創新，而『接著講』。要繼往聖之絕學，必須有個謙虛的態度才能做到。 因此，在我們當今這個時代，要復興傳統文化，要堅持文化自信，便應當慎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