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参加一个与儒学有关的研讨会。会议间歇，与几个朋友闲聊，恰有着古服的同仁从眼前晃过，朋友感慨说：“弘扬儒学，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应僵化泥古，把古人的东西不加区别接收。” 我说：“您的话只讲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不对的。您说不能僵化泥古，这是对的，朱子也讲：‘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但您要取儒学的精华，去儒学糟粕，却不对。” 他问为什么？ 我反问了他三个问题： 第一，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判断它们的标准是什么？ 第二，由谁来区别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谁有能力充当审判儒学的法官？谁有资格对孔夫子、孟夫子指指点点？是你，是我，还是哪位牛人？ 第三，如果一些庸人，无知无畏，依仗手中掌握的话语资源，冒充圣贤，胡乱评判，把精华当糟粕，给丢掉了，把糟粕当精华，给供奉起来了，岂不是厚诬古人，惑误来者？ 我反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对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等于变相判儒学死刑，或把儒学变为其他学术的奴仆。 这样讲，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却是事实。 因为要对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必须先要有一个高于儒学的评判标准；只有确定了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价值尺度，才可以用来评判传统儒学，哪一部分是精华，哪一部分是糟粕？ 而这个高于儒学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从当今的现实而论，无非下列几类：一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标准，二是西方马列主义的标准，三是西方基督教的标准，四是中东伊斯兰教的标准，五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家、佛家、墨家、法家等标准。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口号，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前提，即：传统儒学已经过时，它注定了要倒塌。而它那庞大的废墟中，或许还能找到一些有益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等等的东西。 也就是说，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马列主义者、基督徒等，都能以自己的信仰为尺度，到儒学的废墟中挑挑拣拣，各取所需。他们感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贴上“精华”的标签；他们感觉对自己没用，或有害的东西，就贴上“糟粕”的标签。 有人或说，我没有任何信仰，只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什么对我有用，我就视之为精华，拿来；什么对我没用，我就称之为糟粕，弃之如敝履。 可是，什么算有用呢？有用或无用，对于不同的人，判定的标准有很大差异。有人最想发财，难道能助他发财的儒学，就是精华？有人最想升官，难道不能助他官运亨通的儒学，就统统是糟粕？ 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儒学随意分割取舍，那么儒学岂不成了小人自利的工具？岂不成了庸俗之徒的奴仆？ 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口号，最早大约由毛泽东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提这样的口号可以理解。毕竟，在当时西方决定一切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精英们在懵头转向中达成了一个近乎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西化的道路，彻底脱胎换骨，才能免于亡国灭种。 马泽东与他的同志们认为，西方的马列主义，要强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它代表着世间最高的真理。因此，他可以用马列主义为尺度，来评判一切，当然也包括用来评判传统儒学——凡与马列主义相契合的，便称之为精华；凡与马列主义相违悖的，便判之为糟粕。 可是，经过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检验之后，现在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虽可称为真理，却有所偏颇，最起码不是完全的真理，它还需要中国化，需要与中国传统的儒学相结合才可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列主义不再高居于儒学之上，把儒学视为奴仆；而是要把儒学看做合作伙伴，与之相互补益。 这就需要，我们现今应站在儒学的本位上看待儒学；唯有如此，儒学才能真正复兴，才能真正与马列主义相结合。 而假如我们站在儒家的本位上看待儒学，便无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以儒学的标准审视儒学，不存在取舍，只有损益。 传统儒学是一个生命体，它像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在东亚这片土地上生长了数千年，它不可能从古到今完全一模一样；如果它从古到今一模一样，那它就成了死的标本，而不再是活生生的儒学。 儒学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常不间断地损益自新，就像大树不断落掉枯枝旧叶，不断生发出新枝新叶。《大学》引殷人盘铭上的话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儒学损益自新，是它内在生长机发挥作用；而非由傲慢的外力，强行胡乱裁剪。 退一步讲，即便一定要对儒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一定要有所取舍，那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去取、去舍。因为要改造一种事物，一定先要最大限度地了解它；同理，要改造儒学，就必须要先把儒学研究明白，先要继承它。 知之，才能权变；继承，才能创新。 一个对儒学一知半解的门外汉，有什么资格判断哪一句孔子的话是精华，哪一部分儒学是糟粕？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儒学需要自新是毫无疑问的；但其前提是：先把经书读懂，能“照着讲”；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可损益创新，而“接着讲”。要继往圣之绝学，必须有个谦虚的态度才能做到。 因此，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要复兴传统文化，要坚持文化自信，便应当慎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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