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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賠款
李鴻章死後，袁世凱受命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一躍凌駕於各省督撫地位之上，成為控制京畿重地的實力派人物，為中外所矚目。正當世凱春風得意，在平津地盤上呼風喚雨之時，梁誠發往外務部的密件被其聞知。5月23日，即外務部收到密件的第十天，袁世凱致函外務部，謂：『愚見目前中國待辦要政極多，正慮無款可籌。美廷既有此盛舉，應將此項收回之款，用以整飭路礦，作為舉辦學務之成本，即以所獲餘利，分別振興學校，庶可本末兼權，款歸實濟，而舉一二富強之要政，即為造千百才俊之宏基，亦仍與梁使之意相合……。』[44]袁氏特別請外務部通知梁誠，令其與美國協商並爭取美方同意，以便早日實現還款修路開礦之目標云云。
時外務部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劻，尚書兼會辦大臣為瞿鴻禨，原已同意梁誠想法並給予嘉許。對於袁世凱之意見，認為所提不合時宜，實屬節外生枝，徒令各方不快。鑑於袁氏權勢熏天，在不能得罪又不便明確拒絕的情形下，只有暗示梁誠於交涉中採取遮掩兩端，或採取李鴻章慣用的『和稀泥』『搗漿糊』之伎倆，予以應付。6月1日，外務部致梁誠函，在簡述袁函內容之後，又謂：『惟現在適有粵漢廢約之議，若以整頓路礦為詞，恐不免因疑生阻，仍應請閣下揆度情形，必須毫無妨礙，方可示此宗旨，否則但告以辦理一切有益之新政，決不妄費。應措詞較為賅括，務希相機因應，以期事克有成。』[45]
袁世凱
袁世凱
就在清廷外務部向梁城發出密函的前三天，即5月29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病逝於任所。此舉給梁誠以重大打擊，退還庚子賠款的磋商，無疑隨着海氏之死而增加新的困難與阻隔。
7月12日，出於對海·約翰的紀念，已來北京的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受到清廷官員熱情招待，外務部官員藉機向其陳述庚款歸還的迫切心情與新政改革理想，柔克義深為感動和同情，在致美國總統羅斯福信中，柔氏明確提出：『在過去的幾年裡，海·約翰經常與我說起這件事，每次他都最後這樣表達他的意見：我們必須找到某種方式履行公正。但這件事在國務院中並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只是在海·約翰和我之間一再討論，因此，提請您關心這件事是我的責任，也是對海約翰的紀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夠決定以某種方式完成這一願望。』[46]
此時，大清國與美國的關係又出現了新的裂痕。起因是美國虐待華工，激起華人義憤與中美輿論的譴責。原訂中美禁工條約即將期滿，中國希望廢約再立新約，提出新的合作草案。美國初則拒絕修約，繼則討價還價，致起爭議和談判停頓。美使柔克義起程來華，主要任務就是與清廷另行交涉。而上海總商會聞訊，決計發動各界抵制美貨，因而釀成全國性抵制美貨運動。[47]另一個破裂原因，則由清廷收回粵漢鐵路引發。[48]1905年5月間，美國合興公司已有意退讓，轉而獲得大量賠款，但美國總統羅斯福則表示反對，態度至為強硬。此外，主張退還賠款的國務卿海·約瀚又突然去世，繼任國務卿路提（Elihu）正是前次代表合興公司與梁誠交涉要求巨額賠償者，其態度自與海·約瀚大為不同。美使梁誠見此情景左右為難，庚款之事一時難再提出。而此時的羅斯福因對粵漢鐵路一事『頗不適宜，且恐有些牽掣』，對庚子賠款採取『擱置不提』的方法，涼在一邊。中美關係如同一艘巨輪，在冰山衝撞與暗潮湧動中打着旋兒漸趨下沉。
儘管如此，當梁誠接到外務部密函，並再度找機會與美國總統見面晤談時，羅斯福仍和藹大度地表示，待議院開會時一併交議，並謂去年海·約瀚曾有此說，現『海雖不幸去世，自當勉竟其志』。至於議院是否同情並給予通過，羅斯福沒有把握，梁誠心中更是無底。再加上袁世凱橫空插來一槓，使原本棘手之事變得更加複雜紛亂。儘管梁誠已預知美國政府官員認為退款本意在教育，但面對袁氏提出的移作路礦建設，梁自是不便也不能提出，同時也不好向美人公開承諾非教育莫屬，一旦袁世凱叫勁或在背後搗起亂來，教育之事未成，美國人又不肯退款，很可能落個雞飛蛋打的結局，而自己也將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於是，梁誠在致外務部函中表示，自己將與繼任國務卿路提（Elihu）商訂辦法，儘快提請國會討論通過，並使議院大佬們對於退款用處『任由我國自決，不令稍沾跡象。』即美國人只管快馬利地退款於我大清帝國，其它的事少囉嗦，更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與此同時，梁誠採取側翼進攻戰略，運動議紳報館，在美國國內大造輿論，贊成退款，迫使美國上層官衙與國會大員儘快『以期決可。』[49]
出乎梁誠意料，隨着國內外形勢變化，歸還庚子賠款之事再次出現動盪反覆。
美國總統悉奧多.羅斯福
美國總統悉奧多.羅斯福
美總統雖然應允退還庚款，但遲遲不向國會提出此案，原因是中美關係更趨惡化，羅斯福越想越覺得中國抵制美貨運動及收回粵漢鐵路，有欠公道。而1905年10月29日，廣東又發生連州教案，美國傳教士等五人被殺，更引起其反感。[50]11月16日，羅斯福在接見美國長老會在華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時表示：『中國目前發生的抵制美貨和殺害傳教士事件，使退還庚子賠款不可能，至少目前無法向國會提出。』[51]大局如斯，總統羅斯福已無能為力，梁誠更是仰天長嘆，退還庚款之事就此停頓下來。
1906年初，在清廷重壓下，中國社會各界抵制美貨運動逐漸平息。同年3月，清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公開發布保護外人『上諭』，美國總統羅斯福對退還庚款的態度亦有所轉圜。
一直瞄在美國公使館觀察外界動靜的梁誠，見中美關係冰層在暖風吹拂中裂開了縫隙，而有縫隙就有撬動的機會和可能，遂不失時機地再度展開行動。只是，梁誠經過深思熟慮，沒有直接去觸碰美國權力中樞，而是從中產階級和民間悄然着手，如招開記者招待會，到處對民眾演說，寫信致電發動議紳報館、傳教士以及教育文化界人士，從各個方面向美政府高層進言、督促、施壓，呼籲庚款退還早日成為事實等等。在梁誠與國內相關人士遙相呼應，共同奔波、策動下，各色人物粉墨登場，加入了為退還庚款鼓與呼的隊伍。
1906年初，美國伊里諾里州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長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James），向羅斯福總統呈交了一份【關於派遣教育考察團去中國的備忘錄】，指出：『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穫。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並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
詹姆士對當時中國大批學生留學歐洲和日本表示十分關切和着急，認為：『這就意味着，當這些中國人從歐洲回去後，將要使中國效法歐洲，效法英國、德國，法國，而不效法美國；這就意味着，他們將推薦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教師到中國去擔任負責的地位，而不是請美國人去；這就意味着，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商品要被買去，而不買美國商品。各種工業上的特權將給予歐洲，而不給予美國。』最後，詹姆士以詩人和戰略家的姿態作了如下結論：
為了擴展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獲得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52]
大清帝國自同治末年開始派遣學生出洋留學，當時選擇的國家，幾乎全部為歐洲和美國。但到了1896年，形勢急轉直下，朝野上下均調頭轉向日本，無數青年學子紛紛湧向日本島國，尋求科學知識和救國富民之道。其原因在於甲午一戰，以泱泱天朝大國自居的大清王朝，竟敗於撮爾彈丸之國，舉國上下如冷水澆頭，大受刺激並從睡夢中驚醒。朝野內外對日本的態度由鄙視轉為崇拜，直至演變為狂熱地羨慕其維新改革的巨大成就，無論從精神到行動，迅速轉向了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的戰略、戰術軌道。1898年，清廷重臣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榎本（武揚）、陸奧（宗光）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氏雄文普一問世，即得到朝野重視和追捧，各省官僚與知識分子提及人才培養，無不主張派遣學生前往日本留學。而留學日本，從舟車與學費等方面算計，亦較歐美便利許多，特別是日本實行君主立憲體制，最能滿足清王朝的心理需要。清廷於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同時以高薪大量聘請日本教習千餘人到中國各省學堂任教，如張伯苓任學監的敬業學堂所聘日本教習，即是此風薰染的例證。當年魯迅、陳衡恪、陳寅恪、許壽裳、沈尹默、沈兼士等後來成名的知識分子赴日本留學，亦在這一個時期前後。因了一種朝野默契和風雲際會，留日學生迅速興起，僅1905至1906年，留日學生即創八千人以上紀錄，至1907年總數已超過五萬人。——這個時期與這個顯赫數字，被著名中日關係史專家任達（Douglas R.Reynolds）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時代』。[53]
在此之前的1877年至1900年間，美國在中國辦了許多教會學校，培養了一不少人才，但清政府各省諮議局規定，官立學堂的畢業生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教會學校則否。[54]這一現實漸漸引起美國方面不滿。1905年12月22日，美國駐華公使代表團中文秘書威廉斯致書柔克義公使，曾提及此點，認為：『教會學校……從未得到官僚階級的多少支持，而它的畢業生極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機會。……難得有一個人會獲得重要的位置。』[55]對此，柔克義早已有所注意並耿耿於懷，期待有機會改善此種現狀。當庚款退還問題浮出水面後，在美國政府官員中，反應敏銳且最早積極主張以退款用於改革中國教育者當屬柔克義，他認為教育可使中國政治安定與商業繁榮，使中國成為富足的貿易夥伴，尤其是一旦留美學生成為北京領袖時，美國對中國將有很大的影響力。因而，他於1905年初會梁誠，即有意讓清廷聲明退還庚款用之於教育，以便國會順利通過。
對於威廉斯等提到的問題，長期處在中國教會學校的政教人員以及傳教士看得更加清楚，也更有切身感受。如在華的英裔美國商人兼公理會傳教士斯密士（Arthur H.Smith,中文名為明恩溥），曾積極主張美國把退還的庚子賠款，用來創辦教育並作派遣游美學生之用。此公於1872年來華，最初在天津混事，1877年到魯西北賑災傳教，在恩縣龐莊建立第一個教會，先後在此建立起小學、中學和醫院，同時兼任上海【字林西報】通訊員等。1905年，斯密士辭去宣教之職，留居北京郊外通州專事寫作。庚子亂起，此公被義和團圍於美國駐華使館多日，後設法得以脫身。1926年，斯密士返回美國，前後在華生活達54年之久。
斯密士
斯密士早在1894年，斯密士就出版了【中國人的特性】，這部著作是此公在華多年觀察與親身體驗的結晶，甫一問世即在東西方產生了巨大反響。在敘述中國人特性與生活習俗時，斯密士對中國人『劣根性』進行了嚴厲批評與鞭撻，如漠視時間、靈活的固執、智力混沌、神經麻木、輕視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漠視舒適和便利，以及誤解的『才能』、拐彎抹角的『才能』、指雞罵狗的『才能』等等，皆成為該著作的標題和抨擊對象。更有中國人『易活難死』，骨子裡有『爾虞我詐』、好面子、保守、節儉過分等等為現代社會所痛貶的毛病。最後，斯密士總結性地認為『普遍的印象是，中國人是一大捆矛盾，根本無法理解。我們無法找到確切的理由，來解釋為何我們與中國人交往了幾百年，卻無法像解釋其它複雜的事物那樣，來理解中國人的特性。』[56]
當斯密士聞知美國政府，有可能把多索庚款退還中國的消息，立即活動起來，並公開聲言：庚子賠款是用來『懲罰』中國在庚子拳匪之亂中，對美國的『侵犯』，美國退還庚款的目的，『不是完全退還這筆錢，而是要把這筆錢用在使這類似的事件難以再生』等等。[57] 1906年3月6日，斯密士乘返美開會之機，由阿伯特（Lawrence Abbott）引見羅斯福總統，建議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隨着每年大批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美國將最終贏得一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夥伴。沒有任何其它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聯繫在一起云云。
當此之時，羅斯福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不待史密士羅嗦完便回敬道：『我完全同意你。……這是一個偉大的想法，我要設法完成它。』
【連載之四，待續。引自【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略有刪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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