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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凌驾于各省督抚地位之上，成为控制京畿重地的实力派人物，为中外所瞩目。正当世凯春风得意，在平津地盘上呼风唤雨之时，梁诚发往外务部的密件被其闻知。5月23日，即外务部收到密件的第十天，袁世凯致函外务部，谓：『愚见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美廷既有此盛举，应将此项收回之款，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而举一二富强之要政，即为造千百才俊之宏基，亦仍与梁使之意相合……。』[44]袁氏特别请外务部通知梁诚，令其与美国协商并争取美方同意，以便早日实现还款修路开矿之目标云云。
时外务部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尚书兼会办大臣为瞿鸿禨，原已同意梁诚想法并给予嘉许。对于袁世凯之意见，认为所提不合时宜，实属节外生枝，徒令各方不快。鉴于袁氏权势熏天，在不能得罪又不便明确拒绝的情形下，只有暗示梁诚于交涉中采取遮掩两端，或采取李鸿章惯用的『和稀泥』『捣浆糊』之伎俩，予以应付。6月1日，外务部致梁诚函，在简述袁函内容之后，又谓：『惟现在适有粤汉废约之议，若以整顿路矿为词，恐不免因疑生阻，仍应请阁下揆度情形，必须毫无妨碍，方可示此宗旨，否则但告以办理一切有益之新政，决不妄费。应措词较为赅括，务希相机因应，以期事克有成。』[45]
袁世凯
袁世凯
就在清廷外务部向梁城发出密函的前三天，即5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病逝于任所。此举给梁诚以重大打击，退还庚子赔款的磋商，无疑随着海氏之死而增加新的困难与阻隔。
7月12日，出于对海·约翰的纪念，已来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受到清廷官员热情招待，外务部官员借机向其陈述庚款归还的迫切心情与新政改革理想，柔克义深为感动和同情，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中，柔氏明确提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海·约翰经常与我说起这件事，每次他都最后这样表达他的意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履行公正。但这件事在国务院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是在海·约翰和我之间一再讨论，因此，提请您关心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46]
此时，大清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起因是美国虐待华工，激起华人义愤与中美舆论的谴责。原订中美禁工条约即将期满，中国希望废约再立新约，提出新的合作草案。美国初则拒绝修约，继则讨价还价，致起争议和谈判停顿。美使柔克义起程来华，主要任务就是与清廷另行交涉。而上海总商会闻讯，决计发动各界抵制美货，因而酿成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47]另一个破裂原因，则由清廷收回粤汉铁路引发。[48]1905年5月间，美国合兴公司已有意退让，转而获得大量赔款，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则表示反对，态度至为强硬。此外，主张退还赔款的国务卿海·约瀚又突然去世，继任国务卿路提（Elihu）正是前次代表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要求巨额赔偿者，其态度自与海·约瀚大为不同。美使梁诚见此情景左右为难，庚款之事一时难再提出。而此时的罗斯福因对粤汉铁路一事『颇不适宜，且恐有些牵掣』，对庚子赔款采取『搁置不提』的方法，凉在一边。中美关系如同一艘巨轮，在冰山冲撞与暗潮涌动中打着旋儿渐趋下沉。
尽管如此，当梁诚接到外务部密函，并再度找机会与美国总统见面晤谈时，罗斯福仍和蔼大度地表示，待议院开会时一并交议，并谓去年海·约瀚曾有此说，现『海虽不幸去世，自当勉竟其志』。至于议院是否同情并给予通过，罗斯福没有把握，梁诚心中更是无底。再加上袁世凯横空插来一杠，使原本棘手之事变得更加复杂纷乱。尽管梁诚已预知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退款本意在教育，但面对袁氏提出的移作路矿建设，梁自是不便也不能提出，同时也不好向美人公开承诺非教育莫属，一旦袁世凯叫劲或在背后捣起乱来，教育之事未成，美国人又不肯退款，很可能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而自己也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于是，梁诚在致外务部函中表示，自己将与继任国务卿路提（Elihu）商订办法，尽快提请国会讨论通过，并使议院大佬们对于退款用处『任由我国自决，不令稍沾迹象。』即美国人只管快马利地退款于我大清帝国，其它的事少啰嗦，更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与此同时，梁诚采取侧翼进攻战略，运动议绅报馆，在美国国内大造舆论，赞成退款，迫使美国上层官衙与国会大员尽快『以期决可。』[49]
出乎梁诚意料，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归还庚子赔款之事再次出现动荡反复。
美国总统悉奥多.罗斯福
美国总统悉奥多.罗斯福
美总统虽然应允退还庚款，但迟迟不向国会提出此案，原因是中美关系更趋恶化，罗斯福越想越觉得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及收回粤汉铁路，有欠公道。而1905年10月29日，广东又发生连州教案，美国传教士等五人被杀，更引起其反感。[50]11月16日，罗斯福在接见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时表示：『中国目前发生的抵制美货和杀害传教士事件，使退还庚子赔款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51]大局如斯，总统罗斯福已无能为力，梁诚更是仰天长叹，退还庚款之事就此停顿下来。
1906年初，在清廷重压下，中国社会各界抵制美货运动逐渐平息。同年3月，清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公开发布保护外人『上谕』，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退还庚款的态度亦有所转圜。
一直瞄在美国公使馆观察外界动静的梁诚，见中美关系冰层在暖风吹拂中裂开了缝隙，而有缝隙就有撬动的机会和可能，遂不失时机地再度展开行动。只是，梁诚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直接去触碰美国权力中枢，而是从中产阶级和民间悄然着手，如招开记者招待会，到处对民众演说，写信致电发动议绅报馆、传教士以及教育文化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向美政府高层进言、督促、施压，呼吁庚款退还早日成为事实等等。在梁诚与国内相关人士遥相呼应，共同奔波、策动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加入了为退还庚款鼓与呼的队伍。
1906年初，美国伊里诺里州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James），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一份《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詹姆士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欧洲和日本表示十分关切和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去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最后，詹姆士以诗人和战略家的姿态作了如下结论：
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52]
大清帝国自同治末年开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当时选择的国家，几乎全部为欧洲和美国。但到了1896年，形势急转直下，朝野上下均调头转向日本，无数青年学子纷纷涌向日本岛国，寻求科学知识和救国富民之道。其原因在于甲午一战，以泱泱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王朝，竟败于撮尔弹丸之国，举国上下如冷水浇头，大受刺激并从睡梦中惊醒。朝野内外对日本的态度由鄙视转为崇拜，直至演变为狂热地羡慕其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就，无论从精神到行动，迅速转向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战略、战术轨道。1898年，清廷重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张氏雄文普一问世，即得到朝野重视和追捧，各省官僚与知识分子提及人才培养，无不主张派遣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而留学日本，从舟车与学费等方面算计，亦较欧美便利许多，特别是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体制，最能满足清王朝的心理需要。清廷于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同时以高薪大量聘请日本教习千余人到中国各省学堂任教，如张伯苓任学监的敬业学堂所聘日本教习，即是此风熏染的例证。当年鲁迅、陈衡恪、陈寅恪、许寿裳、沈尹默、沈兼士等后来成名的知识分子赴日本留学，亦在这一个时期前后。因了一种朝野默契和风云际会，留日学生迅速兴起，仅1905至1906年，留日学生即创八千人以上纪录，至1907年总数已超过五万人。——这个时期与这个显赫数字，被著名中日关系史专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53]
在此之前的1877年至1900年间，美国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培养了一不少人才，但清政府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的毕业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教会学校则否。[54]这一现实渐渐引起美国方面不满。1905年12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代表团中文秘书威廉斯致书柔克义公使，曾提及此点，认为：『教会学校……从未得到官僚阶级的多少支持，而它的毕业生极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机会。……难得有一个人会获得重要的位置。』[55]对此，柔克义早已有所注意并耿耿于怀，期待有机会改善此种现状。当庚款退还问题浮出水面后，在美国政府官员中，反应敏锐且最早积极主张以退款用于改革中国教育者当属柔克义，他认为教育可使中国政治安定与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富足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一旦留美学生成为北京领袖时，美国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因而，他于1905年初会梁诚，即有意让清廷声明退还庚款用之于教育，以便国会顺利通过。
对于威廉斯等提到的问题，长期处在中国教会学校的政教人员以及传教士看得更加清楚，也更有切身感受。如在华的英裔美国商人兼公理会传教士斯密士（Arthur H.Smith,中文名为明恩溥），曾积极主张美国把退还的庚子赔款，用来创办教育并作派遣游美学生之用。此公于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混事，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等。1905年，斯密士辞去宣教之职，留居北京郊外通州专事写作。庚子乱起，此公被义和团围于美国驻华使馆多日，后设法得以脱身。1926年，斯密士返回美国，前后在华生活达54年之久。
斯密士
斯密士早在1894年，斯密士就出版了《中国人的特性》，这部著作是此公在华多年观察与亲身体验的结晶，甫一问世即在东西方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叙述中国人特性与生活习俗时，斯密士对中国人『劣根性』进行了严厉批评与鞭挞，如漠视时间、灵活的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漠视舒适和便利，以及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指鸡骂狗的『才能』等等，皆成为该著作的标题和抨击对象。更有中国人『易活难死』，骨子里有『尔虞我诈』、好面子、保守、节俭过分等等为现代社会所痛贬的毛病。最后，斯密士总结性地认为『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大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我们与中国人交往了几百年，却无法像解释其它复杂的事物那样，来理解中国人的特性。』[56]
当斯密士闻知美国政府，有可能把多索庚款退还中国的消息，立即活动起来，并公开声言：庚子赔款是用来『惩罚』中国在庚子拳匪之乱中，对美国的『侵犯』，美国退还庚款的目的，『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这类似的事件难以再生』等等。[57] 1906年3月6日，斯密士乘返美开会之机，由阿伯特（Lawrence Abbott）引见罗斯福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随着每年大批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它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云云。
当此之时，罗斯福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不待史密士罗嗦完便回敬道：『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要设法完成它。』
【连载之四，待续。引自《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略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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