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譯解】12.22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子 ...

12.22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注釋：

1、知：通『智』。

2、鄉：同『向』，意為：不久前。劉寶楠【論語正義】：『鄉，皇本作「向」。釋文：「鄉，又作曏。」說文云：「曏，不久也。」』

3、富：寓意深刻，或寓意盛大。朱子【論語集注】云：『富哉言乎！嘆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4、皋陶：傳說中舜的賢臣。

5、伊尹：湯的輔相，曾輔助湯滅夏興商。

白話試譯：

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樊遲問什麼是智，孔子說：『知人。』樊遲不明白。孔子說：『選拔正直者，棄置邪曲者，能使邪曲者不得不歸正。』

樊遲退出來，見到子夏說：『剛才我見到夫子，問他什麼是智，他說：「選拔正直者，棄置邪曲者，能使邪者不得不歸正。這是什麼意思啊？』

子夏說：『這話寓意深刻呀！舜有天下，在眾人中逃選人才，把皋陶選拔了出來，不仁者因此而難以立足了。湯有天下，在眾人中挑選人才，把伊尹選拔了出來，不仁者也因此而難以立足了。』

疏解：

在儒家的概念中，仁與智，僅次於聖。

樊遲雖資質低，卻氣魄大。他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告訴他『仁，就是愛人』。他又問什麼是『智』，孔子告訴他『智，就是知人』。

樊遲有點懵。仁是愛人，智卻要辨人，難道這仁之施，還要看人下菜碟兒嗎？或者說，難道還有人不值得愛嗎？

孔子見他疑惑，又解釋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愈加迷瞪，但又不好意思繼續纏問；退出後，正遇到子夏，就問子夏說：『剛才我見到夫子，問他什麼是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什麼意思啊？」』

子夏回答說：『夫子這話寓意深刻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夏的潛台詞是：

夫子這話，不僅言智，也言了仁。同是人，類不齊，或賢能，或邪曲。仁者愛人，不是盲目去愛；智者辨人，讓賢能者居上位，讓不肖者居下位，正是為了更好地施愛。

因為若不辨別，讓不肖者居了上位，讓賢能者居了下位，那麼不肖者的肆意妄為，會啟動『人與人之間的互害模式』，不僅會害他人，最終還會害『德不配位』者自身。

故仁者施仁，需能知人辨人，將賢能者選拔出來，置於邪曲者之上，讓賢者與枉者各得其位。如此，枉者不得恣意妄為，只能安分沐賢者的教化，久而邪曲之性，亦可化為方直。

仁智相濟：論儒家政治倫理中的"舉直錯枉"之道

【論語】此章以樊遲問仁、問智為發端，層層遞進，最終揭示出儒家政治倫理的核心要義。孔子以"愛人"釋仁，以"知人"釋智，表面看似簡易，實則蘊含深刻的政治哲學。當樊遲"未達"時，孔子進一步闡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更引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使這一命題的豐富內涵得以彰顯。

"愛人"作為仁的基本定義，在儒家思想中具有普遍性意義。朱子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這種愛不是無差別的泛愛，而是建立在人倫秩序基礎上的等差之愛。當這種仁愛精神延伸至政治領域，就必然要求"知人"的智慧。知人方能善任，善任方能使仁愛真正惠及百姓。孔子將仁智並提，實則是將道德理想與政治實踐緊密結合，體現了儒家"內聖外王"的一貫之道。

"舉直錯諸枉"的政治智慧，其精妙處在於通過制度性安排實現道德教化。選拔正直賢能之士居於上位，不僅是為了行政效率，更是為了樹立道德標杆。當正直者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那些原本邪曲之人將不得不改過向善。這種"能使枉者直"的轉化機制，展現了儒家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人性雖有向善之端，但也需要外在環境的引導與規範。子夏所舉舜用皋陶、湯用伊尹的例子，正是這種政治智慧在歷史中的成功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與子夏的對話展現了儒家"仁智相濟"的思想方法。仁若無智，則易流於愚愛；智若無仁，則易淪為權謀。唯有仁智兼備，才能實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理想政治格局。程頤對此有精闢論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智者知其所當為而為之。"這種仁智合一的境界，正是儒家所追求的政治倫理最高標準。

當代社會雖與孔子時代迥異，但"舉直錯枉"的政治智慧仍具現實意義。在各類組織管理中，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者，建立正向的激勵機制，使正直者得其所，使邪曲者無所容身，依然是實現良好治理的根本途徑。儒家這一思想啟示我們：政治不僅需要制度設計，更需要道德引領；社會治理不僅要依靠法律約束，更要重視榜樣力量。唯有仁智並重，方能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生態。

論仁智相濟：孔子"舉直錯枉"思想的政治倫理意蘊

【論語·顏淵】篇載樊遲問仁智一事，實為孔門政治倫理學之精要所在。孔子以"愛人"釋仁，以"知人"解智，看似簡略，實則蘊含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理念。樊遲未達，非因其愚鈍，實因夫子之言微言大義，需結合儒家整體思想體系方能參透。

"愛人"之為仁，非泛愛眾之謂。朱子【集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仁乃愛之本體，愛人乃其發用。在政治實踐中，此愛非無差別之愛，而是"等差之愛"，即【中庸】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差序格局。孔子言"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正說明仁者之愛包含價值判斷，非無原則之濫愛。

"知人"之為智，乃政治實踐之關鍵。【尚書·皋陶謨】云："知人則哲，能官人。"知人之智不僅要求明察個體品性，更需建立公正的選拔機制。孔子提出"舉直錯諸枉"，正是將道德判斷轉化為制度設計。"直"者，德才兼備之人；"枉"者，心術不正之徒。舉直錯枉，實為建立"賢能政治"的根本原則，使德位相配，方能實現"枉者直"的教化效果。

子夏引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例，揭示"舉直錯枉"的歷史實踐意義。皋陶主刑而天下無冤，伊尹相湯而王道興，皆因賢者在位，不仁者自然遠遁。此即【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的反面印證。程頤釋此章曰："聖人之言，包含無窮，觀其所在而皆得之。"舉直錯枉既是智的體現，亦為仁的實踐，二者在政治層面得到統一。

孔子此論對當代政治倫理的啟示深遠。舉用正直，黜退奸佞，不僅是古代聖王的治國之道，更為任何時代政治清明的必要條件。仁智相濟的治國理念，既避免了道德理想主義之空疏，又防範了技術官僚主義之偏頗，為構建德才兼備的治理體系提供了永恆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