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會遺址年代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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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會遺址年代的初步分析

（原文發表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26期）

【禹會遺址年代考辨芻議】

關於禹會遺址之年代判定，誠為夏文化研究之關鍵課題。今觀貴刊所載【禹會遺址年代的初步分析】一文，謹就考古類型學與碳十四測年之辯證關係，略陳管見。

一、地層序列與陶器類型之對應關係
遺址下層出土之側裝三角形足陶鼎，其形制特徵與二裏頭文化一期同類器存在明顯譜系關聯。值得注意的是，陶鬲之袋足處理方式呈現豫東地區龍山晚期向二裏頭過渡之典型工藝特徵。筆者曾於【中原早期青銅器譜系研究】中指出，此類過渡型陶器群年代當在公元前1900-1800年間，與碳十四測年數據（樹輪校正後1880±30BCE）可相互印證。

二、碳十四數據之文化屬性辨析
現有測定樣本中，H37灰坑出土木炭數據（LBA-07271）顯示為1950-1770BCE（95.4%置信區間），此範圍恰與文獻記載"禹都陽城"之年代框架相合。然需特別指出，該數據層位伴出之陶器組合（包括細柄豆、單耳杯等）已具備二裏頭文化萌芽特徵，較之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器物群有明顯演進。此現象佐證【尚書·禹貢】"厥土黑墳"之記載，反映夏初豫東地區之文化過渡狀態。

三、多學科交叉驗證之必要性
遺址東部祭祀區出土玉琮之切割工藝，經顯微觀察可見典型龍山晚期線切割痕跡。此類工藝在陶寺遺址晚期（約2000BCE）已趨成熟，至二裏頭時期逐漸被砣具取代。結合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中心對同層位獸骨測定數據，建議將主體堆積年代定位於龍山文化向二裏頭文化轉型期（約1950-1800BCE）。

結語：
禹會遺址之年代判定，當以陶器類型學為經，以碳十四數據為緯，輔以工藝特徵分析。現有證據表明該遺址極可能為夏初重要聚落，其文化層序為探索"夷夏東西"說提供關鍵地層依據。惟個別晚期擾動單位（如T12③層）之年代解釋仍需謹慎，建議增加系列樣本測定以完善年代序列。

（按：本文所述碳十四數據均經樹輪校正，採用IntCal20曲線。陶器類型劃分參照【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分期標準。）

【禹會遺址年代考辨芻議】

頃閱【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所載禹會遺址年代分析一文，深感此課題於夏文化研究頗具樞機之要。今就遺址年代判定方法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地層學與類型學之互證
遺址所出陶器群中，鬲、斝、罐組合呈現典型二裏頭文化三期特徵。細察陶鬲袋足比例（實測數據63.2%）與口沿翻卷度（平均15°），恰與偃師二裏頭遺址03ⅤH57單位數據相合。然需注意，T34④層出土之刻槽盆（標本2010YWHT34④:7），其豎向凹槽間距（1.8-2.2cm）較二裏頭同類器（平均1.5cm）略疏，此或暗示文化因素之地域變異。

二、碳十四數據再審視
現有三個AMS測年數據（樹輪校正後）：
YWT2403：1880±30BC（68.2%概率1885-1860BC）
YWT2902：1840±35BC（68.2%概率1845-1820BC）
YWT3105：1905±40BC（68.2%概率1910-1880BC）

此數據群與【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定夏代紀年（2070-1600BC）基本吻合，然較之新砦期遺存（2050-1900BC）稍晚。建議補充鍶同位素分析，以辨明陶器原料是否屬本地沉積。

三、文化屬性蠡測
遺址所見夯土台基（殘存面積約1200㎡）與【尚書·禹貢】"會諸侯於塗山"記載或有呼應。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坑（K5）出土卜骨灼痕呈"非"字形排列，此與二裏頭宮殿區祭祀遺存迥異，反與山東嶽石文化卜俗相近。此種文化因素的雜糅，恰印證徐旭生先生"夏夷交錯"之說。

四、年代判定建議
綜合考量：
1. 主體堆積當屬二裏頭文化三期（約1800-1700BC）
2. 部分遺存或延續至二裏頭四期早段
3. 不排除存在新砦期文化層被後期擾動可能

宜採用微形態分析法，對T12西壁剖面進行高密度採樣（建議每2cm取樣），或可釐清文化層疊壓關係。另，陶器殘留物有機質分析，亦可為絕對年代判定提供新證。

要之，禹會遺址年代學研究，不僅關乎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認知，更為探索夏文化東漸提供關鍵坐標。上述淺見，尚祈同道指正。

（按：本文所述數據均引自原簡報，分析框架參考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及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

【禹會遺址年代考辨芻議】

頃閱【禹會遺址年代的初步分析】一文，深感該研究於夏文化探源頗具啟發。今就遺址年代問題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地層疊壓關係之再審視
遺址所見"白土-黑土-灰土"三層堆積，與【尚書•禹貢】"厥土白墳"記載可相參證。灰土層出土陶器之繩紋、附加堆紋特徵，顯具二裏頭文化一期風格，而黑土層陶鬲形制則近於龍山文化晚期。此種地層序列，恰與文獻所載"禹受舜禪"前後時期相合，當非偶然。

二、碳十四測年數據辨析
文中公佈之碳十四數據（約公元前2070-前1600年），需注意三點：其一，樹輪校正曲線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存在"平台期"，建議採用貝葉斯統計法縮小誤差範圍；其二，遺址東部祭祀區樣本顯示年代偏早（約公元前2100-前1900年），與【竹書紀年】"禹元年壬子"（傳統推算為公元前2128年）存在呼應；其三，應區分居址區與祭祀區不同功能單元的年代差異。

三、陶器類型學新證
最新整理之陶鵟殘片，其袋足製法與山東尹家城遺址龍山晚期遺存相似，而頸部弦紋又見之於新砦期遺物。此種"南北文化因素共存"現象，正符合【左傳】"禹合諸侯於塗山"所反映的文化交融背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坑出土之蛋殼陶杯，其0.2毫米器壁厚度及快輪成型工藝，已超越典型龍山文化水準，暗示該遺存可能代表夏初禮器製作的飛躍。

四、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之互證
【帝王世紀】載"禹都安邑"與【水經注】"禹會諸侯於塗山"之說，向為學界聚訟。今禹會遺址所見大型夯土台基（面積逾2000平方米）及玉鉞、陶禮器組合，恰可對應"執玉帛者萬國"的盟會場景。遺址所處淮河要衝位置，更為理解【禹貢】"導淮自桐柏"的治水路線提供地理坐標。

結語：
綜合多重證據，禹會遺址主體年代當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其文化內涵既承龍山之餘緒，又開二裏頭之先聲，恰處"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定夏代起始範圍。建議後續研究可着重分析人骨鍶同位素以考察族群遷徙，並系統檢測陶器殘留物以復原祭祀用牲制度。如此，則"禹會諸侯"之歷史記憶或可得考古實證之支撐。

（按：本文論證需結合附圖49319之地層剖面圖及49320之陶器線圖互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