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遗址年代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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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遗址年代的初步分析

（原文发表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

《禹会遗址年代考辨刍议》

关于禹会遗址之年代判定，诚为夏文化研究之关键课题。今观贵刊所载《禹会遗址年代的初步分析》一文，谨就考古类型学与碳十四测年之辩证关系，略陈管见。

一、地层序列与陶器类型之对应关系
遗址下层出土之侧装三角形足陶鼎，其形制特征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同类器存在明显谱系关联。值得注意的是，陶鬲之袋足处理方式呈现豫东地区龙山晚期向二里头过渡之典型工艺特征。笔者曾于《中原早期青铜器谱系研究》中指出，此类过渡型陶器群年代当在公元前1900-1800年间，与碳十四测年数据（树轮校正后1880±30BCE）可相互印证。

二、碳十四数据之文化属性辨析
现有测定样本中，H37灰坑出土木炭数据（LBA-07271）显示为1950-1770BCE（95.4%置信区间），此范围恰与文献记载"禹都阳城"之年代框架相合。然需特别指出，该数据层位伴出之陶器组合（包括细柄豆、单耳杯等）已具备二里头文化萌芽特征，较之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器物群有明显演进。此现象佐证《尚书·禹贡》"厥土黑坟"之记载，反映夏初豫东地区之文化过渡状态。

三、多学科交叉验证之必要性
遗址东部祭祀区出土玉琮之切割工艺，经显微观察可见典型龙山晚期线切割痕迹。此类工艺在陶寺遗址晚期（约2000BCE）已趋成熟，至二里头时期逐渐被砣具取代。结合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中心对同层位兽骨测定数据，建议将主体堆积年代定位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型期（约1950-1800BCE）。

结语：
禹会遗址之年代判定，当以陶器类型学为经，以碳十四数据为纬，辅以工艺特征分析。现有证据表明该遗址极可能为夏初重要聚落，其文化层序为探索"夷夏东西"说提供关键地层依据。惟个别晚期扰动单位（如T12③层）之年代解释仍需谨慎，建议增加系列样本测定以完善年代序列。

（按：本文所述碳十四数据均经树轮校正，采用IntCal20曲线。陶器类型划分参照《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分期标准。）

《禹会遗址年代考辨刍议》

顷阅《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所载禹会遗址年代分析一文，深感此课题于夏文化研究颇具枢机之要。今就遗址年代判定方法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地层学与类型学之互证
遗址所出陶器群中，鬲、斝、罐组合呈现典型二里头文化三期特征。细察陶鬲袋足比例（实测数据63.2%）与口沿翻卷度（平均15°），恰与偃师二里头遗址03ⅤH57单位数据相合。然需注意，T34④层出土之刻槽盆（标本2010YWHT34④:7），其竖向凹槽间距（1.8-2.2cm）较二里头同类器（平均1.5cm）略疏，此或暗示文化因素之地域变异。

二、碳十四数据再审视
现有三个AMS测年数据（树轮校正后）：
YWT2403：1880±30BC（68.2%概率1885-1860BC）
YWT2902：1840±35BC（68.2%概率1845-1820BC）
YWT3105：1905±40BC（68.2%概率1910-1880BC）

此数据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夏代纪年（2070-1600BC）基本吻合，然较之新砦期遗存（2050-1900BC）稍晚。建议补充锶同位素分析，以辨明陶器原料是否属本地沉积。

三、文化属性蠡测
遗址所见夯土台基（残存面积约1200㎡）与《尚书·禹贡》"会诸侯于涂山"记载或有呼应。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坑（K5）出土卜骨灼痕呈"非"字形排列，此与二里头宫殿区祭祀遗存迥异，反与山东岳石文化卜俗相近。此种文化因素的杂糅，恰印证徐旭生先生"夏夷交错"之说。

四、年代判定建议
综合考量：
1. 主体堆积当属二里头文化三期（约1800-1700BC）
2. 部分遗存或延续至二里头四期早段
3. 不排除存在新砦期文化层被后期扰动可能

宜采用微形态分析法，对T12西壁剖面进行高密度采样（建议每2cm取样），或可厘清文化层叠压关系。另，陶器残留物有机质分析，亦可为绝对年代判定提供新证。

要之，禹会遗址年代学研究，不仅关乎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认知，更为探索夏文化东渐提供关键坐标。上述浅见，尚祈同道指正。

（按：本文所述数据均引自原简报，分析框架参考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及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

《禹会遗址年代考辨刍议》

顷阅《禹会遗址年代的初步分析》一文，深感该研究于夏文化探源颇具启发。今就遗址年代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地层叠压关系之再审视
遗址所见"白土-黑土-灰土"三层堆积，与《尚书•禹贡》"厥土白坟"记载可相参证。灰土层出土陶器之绳纹、附加堆纹特征，显具二里头文化一期风格，而黑土层陶鬲形制则近于龙山文化晚期。此种地层序列，恰与文献所载"禹受舜禅"前后时期相合，当非偶然。

二、碳十四测年数据辨析
文中公布之碳十四数据（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需注意三点：其一，树轮校正曲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存在"平台期"，建议采用贝叶斯统计法缩小误差范围；其二，遗址东部祭祀区样本显示年代偏早（约公元前2100-前1900年），与《竹书纪年》"禹元年壬子"（传统推算为公元前2128年）存在呼应；其三，应区分居址区与祭祀区不同功能单元的年代差异。

三、陶器类型学新证
最新整理之陶鵟残片，其袋足制法与山东尹家城遗址龙山晚期遗存相似，而颈部弦纹又见之于新砦期遗物。此种"南北文化因素共存"现象，正符合《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所反映的文化交融背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坑出土之蛋壳陶杯，其0.2毫米器壁厚度及快轮成型工艺，已超越典型龙山文化水准，暗示该遗存可能代表夏初礼器制作的飞跃。

四、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互证
《帝王世纪》载"禹都安邑"与《水经注》"禹会诸侯于涂山"之说，向为学界聚讼。今禹会遗址所见大型夯土台基（面积逾2000平方米）及玉钺、陶礼器组合，恰可对应"执玉帛者万国"的盟会场景。遗址所处淮河要冲位置，更为理解《禹贡》"导淮自桐柏"的治水路线提供地理坐标。

结语：
综合多重证据，禹会遗址主体年代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其文化内涵既承龙山之余绪，又开二里头之先声，恰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夏代起始范围。建议后续研究可着重分析人骨锶同位素以考察族群迁徙，并系统检测陶器残留物以复原祭祀用牲制度。如此，则"禹会诸侯"之历史记忆或可得考古实证之支撑。

（按：本文论证需结合附图49319之地层剖面图及49320之陶器线图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