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延续年代

全文阅读

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延续年代

（原文发表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 作者：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三代文明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三代考古。)

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之延续年代刍议

二里头遗址之性质与年代问题，乃夏商考古学之核心议题。张教授此文以严谨之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为基础，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对二里头作为都邑之存续年代提出新证，实为三代文明研究之重要推进。今就其中关键论点略作申论，兼补一二管见。

一、都邑性质之考古学判准
张氏以宫城、大型夯土基址、青铜礼器作坊及贵族墓葬群为都邑判定标准，诚为确论。二里头遗址三期以降，宫城（10.8公顷）之规整布局、中轴线设计及“九宫格”式分区，实开后世王都营建制度之先河。尤其三期出现之1号、2号宫殿基址，其“前朝后寝”格局与偃师商城之承袭关系，恰印证《尚书·召诰》“攻位于洛汭”之记载，可视作夏商礼制延续之物质遗存。

二、年代框架之再检讨
原文以碳十四数据（约前1750-前1530年）为据，主张二里头都邑延续约200年。然需注意者有三：
其一，最新AMS测年显示，一期文化层（前1880-前1780年）已见贵族墓葬与青铜器残片，或暗示都邑雏形早于传统认知；
其二，四期晚段（前1560-前1520年）陶器群中商式鬲与夏式深腹罐共存现象，反映都邑功能之渐变，而非骤废。此与《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至于大坰”之记载暗合，提示夏商政权更迭可能存在文化叠压期。

三、都邑衰亡之动因蠡测
张氏提及环境变迁与政治更替双重因素，尤具启发。近年伊洛河流域古环境研究揭示，前1600年左右曾发生显著干旱事件（见《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021），与二里头四期之收缩时段吻合。然需强调，都邑衰微非单一因素所致，当系“资源短缺—统治权威弱化—新政权挤压”之连锁反应，此亦与《墨子·非攻下》“桀奔南巢”所载夏末社会动荡相呼应。

结语
二里头都邑之兴废，实为早期国家形成期之缩影。张氏研究廓清了其年代框架，然犹有深挖之余地。未来若能将陶器类型学、建筑考古学与高精度测年结合，或可进一步揭示夏商鼎革之际都邑功能之渐变轨迹。

（按：本文所述碳十四数据均经树轮校正，置信区间95%。）

——某谨识

（全文计798字）

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延续年代

二里头遗址作为探索夏文化及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核心遗存，其都城性质的判定与延续年代问题，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张国硕教授之论述，立足于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对二里头遗址的都城延续年代进行了系统梳理，其结论颇具启发性。本文试从文献、考古与年代学三重维度，略陈管见。

一、考古学分期与年代框架
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或谓“四期八段”），学界对其绝对年代尚有争议。张国硕教授指出，遗址作为都城的核心时段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约公元前1750—前1550年），此阶段宫城、大型夯土基址、青铜作坊等标志性遗存集中出现，符合“王都”规格。而一期遗存尚属聚落雏形，四期则显现衰落迹象，都城功能或已转移。此说与许宏先生“二里头都城鼎盛期”论相合，亦得到碳十四数据支持（如三期样本拟合年代约公元前1610—前1550年）。

二、文献与考古的互证
《古本竹书纪年》载夏代“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若以二里头遗址为夏都，其年代跨度（约公元前1880—前1520年）与文献记载存在部分重叠。然需审慎者，考古学文化的“都邑”与文献中的“王朝”并非严格对应。张国硕教授强调，二里头三期宫城布局的规整化及青铜礼器的制度化，恰可对应夏代中晚期“礼制初成”之阶段，此论颇具卓识。

三、衰落与都邑迁徙
二里头四期时，宫殿区仍存修缮痕迹，但陶器质量下降、贵族墓葬减少，暗示政治中心地位动摇。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兴起，或标志权力转移至“郑亳”或“西亳”。张国硕教授提出“二里头—郑州商城”的都城更替模式，符合“夏商分界”的考古学线索，然具体年代节点仍需更多证据支撑。

结语
二里头遗址的都城延续年代，本质是早期国家权力空间与时间维度的投射。张国硕教授之研究，以扎实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兼顾文献与科技测年，其结论对理解夏商嬗变具有重要价值。然学术之进步，终赖新材料与新方法，未来若得文字类遗存出土，或可进一步廓清此议题。

（按：本文所述观点均基于张国硕教授原文要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