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學術述評
日本學者鳥居龍藏（1870-1953）的學術生涯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存在深刻的歷史勾連。董新林研究員此文以跨文化視角重新審視這位"東亞人類學先驅"的學術遺產，其研究路徑頗具方法論啟示。
一、學術史定位的雙重維度
鳥居氏1895年首次赴台調查，開創了日本學者系統研究中國少數民族之先河。其研究特點體現在：其一，突破書齋考據傳統，開創田野調查與文獻互證的新範式；其二，將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方法熔於一爐，這種"三重證據法"較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更具現代學術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遼東半島的積石冢研究（1909），較梁思永後崗三疊層的發現（1931）早二十餘年，卻因殖民背景長期被中國學界選擇性忽視。
二、方法論上的先導意義
鳥居氏在中國東北、西南地區的調查，實為區域系統調查法的早期實踐。其對內蒙古赤峰紅山文化的記錄（1908），為後來"紅山文化"的定名提供了關鍵線索。這種"行走的學問"打破了傳統金石學的空間局限，其調查筆記中關於石器分型分式的嘗試，已初具類型學雛形。然其研究中的"文化層位"概念尚未自覺，反映出考古地層學在當時的普遍缺失。
三、殖民學術的辯證審視
必須指出，鳥居的34次中國調查多依託於日本"滿蒙調查"的殖民體系。其【苗族調查報告】等著作雖具學術價值，但調查過程中存在文物非正當採集問題。這種學術與政治的糾纏，恰是近代東亞知識生產的典型症候。今日重審其學術遺產，當採取"價值中立"原則：既承認其方法論的開創性，亦不迴避其歷史局限性。
結語：
鳥居龍藏研究提示我們，中國考古學的現代化進程實為多元文化互動的結果。當前學界倡導"中國特色考古學"體系建設，更需以開放胸襟審視這段學術史。董文的價值，正在於將這位"他者"重新納入中國考古學史敘事，這種學術史重構，對於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東亞考古學話語體系具有啟示意義。
（全文798字）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