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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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作者单位：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责编：韩翰

《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学术述评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的学术生涯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存在深刻的历史勾连。董新林研究员此文以跨文化视角重新审视这位"东亚人类学先驱"的学术遗产，其研究路径颇具方法论启示。

一、学术史定位的双重维度
鸟居氏1895年首次赴台调查，开创了日本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之先河。其研究特点体现在：其一，突破书斋考据传统，开创田野调查与文献互证的新范式；其二，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方法熔于一炉，这种"三重证据法"较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更具现代学术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辽东半岛的积石冢研究（1909），较梁思永后岗三叠层的发现（1931）早二十余年，却因殖民背景长期被中国学界选择性忽视。

二、方法论上的先导意义
鸟居氏在中国东北、西南地区的调查，实为区域系统调查法的早期实践。其对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的记录（1908），为后来"红山文化"的定名提供了关键线索。这种"行走的学问"打破了传统金石学的空间局限，其调查笔记中关于石器分型分式的尝试，已初具类型学雏形。然其研究中的"文化层位"概念尚未自觉，反映出考古地层学在当时的普遍缺失。

三、殖民学术的辩证审视
必须指出，鸟居的34次中国调查多依托于日本"满蒙调查"的殖民体系。其《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虽具学术价值，但调查过程中存在文物非正当采集问题。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恰是近代东亚知识生产的典型症候。今日重审其学术遗产，当采取"价值中立"原则：既承认其方法论的开创性，亦不回避其历史局限性。

结语：
鸟居龙藏研究提示我们，中国考古学的现代化进程实为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当前学界倡导"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建设，更需以开放胸襟审视这段学术史。董文的价值，正在于将这位"他者"重新纳入中国考古学史叙事，这种学术史重构，对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东亚考古学话语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全文798字）

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跨文化学术典范的再审视

鸟居龙藏（1870-1953）作为日本近代人类学、考古学先驱，其学术足迹与中国考古学发展存在深刻的历史对话。董新林研究员在《北方文物》的专题论述，为重新审视这位"东亚田野考古拓荒者"提供了重要学术切口。本文拟从三重维度延伸讨论其学术遗产的当代启示。

一、方法论革新：从器物类型到文化整体观
鸟居氏1895年对辽东半岛的考古调查，开创了东亚地区系统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田野范式。其对大连郭家村遗址的陶器分类，虽未完全脱离当时盛行的"三期说"框架，但已显现出对器物功能与社会形态的关联性思考。这种将物质遗存置于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取向，较之同时期欧洲考古学的纯粹类型学研究，更早体现出整体文化观的雏形。

二、民族考古学的先声
其《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开创性地将体质人类学测量、语言记录与物质文化分析相结合。这种"三重证据法"不仅早于西方processual archaeology（过程考古学）数十年，更与后来张光直提出的"连续文明"理论形成跨时空呼应。值得注意的是，鸟居氏对满蒙地区萨满教器物的宗教人类学解读，为理解红山文化玉器功能提供了重要参照系。

三、学术伦理的当代反思
在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下，鸟居氏的调查活动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但其坚持用汉语、蒙古语等当地语言进行田野访谈，反对"文化优劣论"的学术立场，与同时代西方殖民考古形成鲜明对比。今日重审其1905年对台湾原住民的影像民族志记录，既可看到早期人类学记录的史料价值，也促使我们反思后殖民时代跨国考古合作的新伦理。

当前中国考古学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鸟居龙藏的学术遗产提示我们：真正的学术创新往往产生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汇处。其对东亚文化连续性的洞察，以及对多学科方法的整合运用，仍为今天开展"一带一路"考古合作提供着方法论启示。唯有在批判性继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方能使历史研究真正服务于文明互鉴的时代命题。

（本文论述基于董新林先生研究成果展开，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