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女神”之演变

汉江，又称汉水，其名称因流经地域不同而各有变化：流经沔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安康至丹江口段在古代被称作沧浪水，襄阳以下则习惯被称作襄江或襄水。与之有关的“汉江女神”传说，最初与《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有关，后来演绎出来的“汉女解佩”故事，以及由此形成的“汉江女神”传说，则主要发生在襄阳的万山脚下。

从语言学角度看，“汉江女神”的语义内涵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最初《诗经·周南·汉广》的记载，仅仅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个“游女”，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并无神话色彩。先秦时期，这个神话故事尚未成型。虽然皇甫谧《帝王世纪》、王嘉《拾遗记》将“汉江女神”与周昭王二妃联系起来，但此故事写成较晚，且与《诗经》“游女”无直接关系，证明不了《诗经》中的“游女”已经具有了神性。

入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汉代传《诗》者最著名的有四家，即齐、鲁、韩、毛。其中，毛《诗》醇正，其所言“游女”尚属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但其他三家的解释却发生了变化，《诗经》中的“游女”变成了汉水上的“神女”。如《文选》李善注引韩《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又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之。”这个所谓的“汉神”，究竟是什么神灵呢？李善注又引刘向《列女传》称：“游女，汉水神。郑大夫交甫于汉皋见之，聘之橘柚。”这个故事的详细情节，见于《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这个故事，刘向《列女传》也有记载，文字稍异。在此，“游女”成为两个，但尚无确切名字。这说明《诗经》中的“游女”，已经被增加了时代（周朝）、地点（汉皋）、事件（见郑交甫）、人物（二女、郑交甫）等元素。“郑交甫”的介入，成了见证“游女”神性的关键人物。汉皋，即今天的万山，在襄阳古城西五公里。

根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鲁《诗》说、齐《诗》说“游女汉神”，已经有了郑交甫的参与。这说明，在西汉早期，《诗经》中的“游女”已经成为“汉水之神”，并与郑交甫故事产生了联系。汉焦赣《焦氏易林》证明了这一点：“乔木无息，汉女难得。祷神请佩，反手离汝。”“二女宝珠，误郑大夫。君父无礼，自为作笑。”由此可见，襄阳地区流传的“汉江女神”传说，在西汉早期已经产生并流传，并成为说《诗》者解《诗》的文献依据。

但这并不能说，齐、鲁、韩三家《诗》仅仅如此理解“游女”。我们看《韩诗外传》引“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瑱而浣者”章，引《诗经》“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游女”即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游女”在此只是一个泛称，与《诗经》中的“游女”已非同一人。就此而言，汉代的“汉江女神”，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两个方面的特点。

根据两汉时期文学作品看，《诗经》中的“游女”，往往被称作“汉女”“游女”，并被广泛认作汉江“水神”，如扬雄《羽猎赋》“汉女水潜”，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王逸《楚辞·九思》“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江女神”又与《楚辞》中的湘夫人联系在一起，这大概源于曹植《洛神赋》“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而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将二女落实为周昭王二妃，并提出其确切的名字为延娟、延娱。这说明，魏晋时期，“汉江女神”已进入史书，并在名字、时代上越来越确切。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汉江女神”已经受到当时人祭祀，所以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有“汉庙堆”，并称“昔汉女所游，侧水为钓台，后人立庙于台上。世人睹其颓基崇广，因谓之汉庙堆”。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的万山下，所以《水经注》又说“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这个“山下”，即万山下。

由以上“汉江女神”的语义变化可以看出，这个神话传说，实际上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一统”的基本思想。《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游女”诗歌，很显然属于一个“南方故事”。但是，汉说《诗》的齐、鲁、韩三家皆属北方学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发生在南方的这个“游女”故事，不仅赋予她神性，而且与生活在北方的“郑交甫”发生联系。“汉江女神”故事的产生，很可能是南北文化交融而成的结果。

“游女”在北方很难看到，而郑交甫、水神主要属于北方文化元素。先秦祭祀的对象中，很少有水神，如《汉书·郊祀志》记载秦始皇“祠名山川及八神”，即无水神事。但这不能说先秦北方文化中就没有水神的存在。杜预注《左传》“螭魅罔两”，以为“罔两”即水神，虽然这个水神还主要是一种虚构的非现实性神灵。而南方“游女”进入北方神话系统后，不仅使得“水神”形象非常具体，而且与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且以女性神灵出现，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样，南方的母题故事，与北方的人物、神祇相联系，就产生了融南北文化于一体的“汉江女神”传说。对于南方人民而言，“汉江女神”不仅是一个确实的存在，而且能够为南方人民带来好处。“汉江女神”的优美、温婉、高雅、神性，同样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想象。北方频仍的水灾、水患，同样使他们渴望“汉江女神”的庇佑。甚至爱情中的幸与不幸，生活中的快与不快，都使他们乐意将“汉江女神”作为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扬雄、张衡、王逸、曹植、陈琳、阮籍等人的诗歌中，都出现过“女神”的描写。如曹植《洛神赋》说：“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陈琳《神女赋》说：“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阮籍《咏怀诗》说：“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在他们的作品中，“神女”或忧郁、愉悦，或飘逸、优雅，或逍遥、洒脱，不仅拓展了诗人与读者的想象，而且为中国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女神”形象。

    （作者：刘群 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

《汉水神女考辨：从〈汉广〉游女到解佩传说的文化嬗变》

汉水流域女神崇拜之流变，实为华夏水系神话体系演进之典型个案。今就文献所载，试析其三重嬗变轨迹：

一、先秦本源：《周南·汉广》之"游女"本相
考《毛诗故训传》释"汉有游女"为"无求犯礼之女"，郑玄笺注更明言"喻贤女虽出游流水之上，人无欲求犯礼者"。此中"游女"当为汉滨采撷之民间女子，与《楚辞·九歌》体系化之水神祭祀有本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音初》载"涂山氏女歌'候人兮猗'"，已见人神交涉雏形，然汉水流域至战国末尚未形成固定神女谱系。

二、汉代神格化：经学阐释与方术信仰之合流
西汉今文经学派构建神话体系尤具特色。韩《诗》学派将"游女"释为"汉神"，实为方士文化与经学阐释交融之产物。刘向《列仙传》载郑交甫遇神女事，已形成完整叙事单元：汉皋台（今襄阳万山）为地理坐标，解佩遗珠为核心母题，且神女增至二位数。此与《山海经·中次八经》"汉女所浴"记载形成呼应，暗合秦汉时期"二妃—帝女"的双女神崇拜模式。

三、六朝定型：文学书写与地志记载的互文
《水经注·沔水》引《襄阳耆旧记》明言："万山北隔沔水，父老传即交甫见游女处。"郦道元将传说地理精确到襄阳万山潭，标志地方性叙事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曹植《洛神赋》"感交甫之弃言"用典，显示该传说已进入主流文学传统。至唐代《初学记》引《韩诗外传》佚文，更增"神女弄珠"细节，完成从经学注疏到文学意象的转化。

此演变过程揭示先秦至六朝文化转型之三大特征：其一，儒家经典阐释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其二，水系神话的地方化与标准化并存；其三，女性神祇形象从道德象征向审美意象的转变。襄阳万山作为传说核心区，实为楚文化北渐与中原文化南传的重要见证，较之湘君、宓妃等水系女神，汉江女神的"解佩"母题更凸显商贸水道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