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

民間不絕於耳的『崖山之後無中國』論，其偏頗正在於自囿於宋朝漢人的立場，把中國的內涵局限於中原漢族王朝，把文化中國的進程終止於宋朝文化，卻無視中國與中華民族都是與時俱進的複雜共同體，中華文明也處在不斷變化與豐富的曲折過程中。

當下討論宋代民族關係，首先必須摒棄宋朝中心論與民族偏見，而將其置於大宋史視野下與唐宋變遷的長過程中作雙重思考。

以大宋史視野來看，在宋朝立國三百餘年間，中國絕不僅僅指宋朝，還應包括遼、夏、金、蒙，以及相繼並存的大理、吐蕃、西遼、回鶻、于闐、黑汗等民族政權在內（還應考慮宋朝境內各民族關係，此不具論）。當時，宋、遼、夏、金與蒙元政權，無不視對方爲外國，但又無不主張『天下一家』而自稱『中國』。宋朝先與遼、夏，後與金、夏成鼎足之勢，不僅在疆域一統方面，前不能比漢、唐，後不能比明、清，在軍事角逐中也基本上沒占過上風，故而將這一時段稱爲所謂『後三國』或『後南北朝』的分裂時期，也自有其理由。

自內藤湖南主張『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經其弟子宮崎市定充分闡發，針對宋朝漢族政權與其他民族政權的並峙格局，他強調：『宋代以後出現了一種特別的形式，就是彼此有強烈的自覺和意識的國民主義相互對立。』（【東洋的近世】）他所說的『國民主義』，類似近代國家形成後的民族主義。兩者之間儘管仍有區別，但呂思勉認爲，孔子『尊王攘夷』說已首揭中國最早『民族主義鮮明的旗幟』（【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故不妨藉以論事。質言之，民族主義的自覺構成大宋史時段民族關係的鮮明底色。

宋朝境內民族主義在政治領域的凸出表現，就是重新高揚『尊王攘夷』的大纛，並注入新內涵，宮崎稱之爲『漢民族國民主義的意識形態』。這與北方民族政權的環伺緊逼，以致宋朝一再面臨存亡繼絕的現實威脅息息相關。而新儒學的形成與確立，則構成其民族主義新內涵的思想資源。宋儒強調『四夷不服，中國不尊』（歐陽修：【本論】），以期『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胡安國：【春秋傳序】），確立民族自信，力圖夷不亂華，進而用夏變夷，維護政治文化的大一統。推及與諸民族政權的外交關係上，宋朝在軍事失利委曲求和時，寧可接受巨額歲幣的苛刻條件，而拒絕沿用中原漢族王朝曾採取的和親政策。

這一民族主義基調在各個文化領域都有不同凡響的回聲，而南宋遠比北宋高亢。【春秋】學因發揮『尊王攘夷』大義而再度躍居顯學，士大夫論兵也成爲風尚，不啻是民族主義主旋律在經學與軍事學上的反應。詩詞散文等主流文學，都各有愛國主義基色構成綿延不絕的作家與作品序列，『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錢鍾書：【宋詩選注序】）。這種民族主義也融入市民文藝的敘事性作品。從說話敷演楊家將抗遼故事（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到說話人直白呼籲：『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大宋宣和遺事】），都不難觸摸到下層民眾中民族主義的熾熱溫度。在宋學鼓吹下，民族大義逐漸成爲全民共識，『盡忠報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已是上至將相下至士庶普遍認同的道德規範。

民族主義自覺並不限於宋朝漢族政權內部。在大宋史視野下，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與宋並峙的民族政權，一方面吸收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卻自覺堅持統治民族的主體意識。契丹始終以北面官系統作爲主導性『國制』；西夏立國禮樂衣冠『悉用蕃書胡禮』；金世宗『大定之治』時強調女真本位的各種舉措，都是眾所周知的。與此同時，金亡之際，金朝將帥履踐『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的信念（【金史·移剌蒲阿傳】），拒絕失節降敵，也印證了少數民族政權對民族氣節的接納與認同。

今人在重新評價民族戰爭與統一大業的複雜關係時，自應秉持民族平等的價值觀。兩宋存續期間，與遼、夏、金及蒙元之間的民族戰爭幾乎伴隨始終，而宋初攻遼、金滅北宋、建炎南渡、元滅南宋等時段的民族戰爭尤其酷烈，帶來的破壞也毋庸諱言。對大宋史時段所有民族戰爭，一方面既要放在歷史條件下評斷每次戰爭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應從中華民族通過長期衝突與融合方始形成的歷史大趨勢中去再度衡估。元朝再次完成統一大業，無疑是大宋史時段各民族衝突與諸政權互動的歷史性結局。在這一長時段中，確實時斷時續地伴隨著血與火的民族戰爭，但也應看到，相關政權達到地緣政治相對均勢的和平時期，各民族與各政權之間通過榷場貿易、使團聘問與其他民間途徑，推進著相互間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融合，而宋朝的制度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其中起著主導性作用。反觀再次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進程，展現的正是這種似不和諧卻又註定的雙重變奏。這樣，就不至於因肯定統一而對宋朝長期而頑強的抵抗不以爲然。正是有賴於這種抵抗戰爭，最大程度保衛了宋朝先進的社會經濟，相對弱化了騎馬民族政權的原始野蠻性，相應減輕了大統一進程中社會破壞力度。而類似文天祥爲代表的民族氣節與忽必烈所成就的統一大業之間的歷史悖論，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位（虞雲國：【試論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境內諸政權的互動】）。

由此審察近年民間不絕於耳的『崖山之後無中國』論，其偏頗正在於自囿於宋朝漢人的立場，把中國的內涵局限於中原漢族王朝，把文化中國的進程終止於宋朝文化，偏執於大宋朝主義的狹隘傾向；卻完全無視中國與中華民族都是與時俱進的複雜共同體，中華文明也處在不斷變化與豐富的曲折過程中（張邦煒：【應當怎樣看待宋元易代】）。

    （作者：虞雲國，單位：上海師範大學）

【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再審視】

"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論，實乃囿於漢本位之窠臼。中國之爲中國，非獨漢唐之謂也，乃多元一體之文明共同體。陳寅恪先生嘗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然此"造極"非謂封閉之巔峰，實爲開放之轉捩。

大宋史視野之要義，首在突破"宋即中國"的單一敘事。遼之捺缽制度、夏之蕃漢分治、金之猛安謀克，皆爲中國制度史之重要組成。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特立"南北並立"章節，正見其史觀之通達。宋遼澶淵之盟後百年和平，使節往來頻仍，【契丹國志】載："南北通好，冠蓋相望"，此即"多元中國"之實證。

唐宋變革論尤須置於多民族語境中理解。內藤-宮崎學說所謂"近世"特徵，實爲農耕-游牧文明碰撞之結果。金啟孮先生【女真文辭典】揭示：金世宗"譯經潤文"之舉，恰是中華文化擴容之明證。宋人使遼詩文中"禮樂中原本夷狄"之嘆，反證文化認同已超越政權疆界。

今之治宋史者，當如傅樂煥先生【遼史叢考】所示，以"大中國"眼光審視這段歷史。宋與周邊政權之互動，非零和博弈，實爲文明對話。元修【宋史】【遼史】【金史】並列正史，正是後世對這段多元歷史的最佳註腳。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形成，正是在這種看似分裂的格局中，完成了更深層次的文化整合。

【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再審視】

"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論，實乃囿於漢人本位之窠臼。中國之爲中國，非獨漢唐衣冠，實爲多元文明交融之動態共同體。今觀宋代民族關係，當以"大宋史"爲經緯，跳出汴梁城垣之限，方見真實歷史圖景。

遼金夏蒙諸政權，皆爲中國歷史之有機組成。契丹建"南北面官"，女真行"猛安謀克"，党項立"蕃漢並行"，此皆中華制度文明之新創。陳寅恪先生嘗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然此"造極"實爲多民族共同締造——契丹文字取法漢字偏旁，西夏法典融匯唐律宋刑，金代科舉兼采南北傳統，皆可見文明交融之跡。

宮崎市定所論"唐宋變革"，在民族關係維度尤具深意。宋遼澶淵之盟開創"南北朝"新局，歲幣貿易反促經濟整合；榷場互市不僅輸送絹茶，更傳播技術、互通婚姻。元人修【宋史】【遼史】【金史】並列正朔，恰說明後世已承認其歷史地位的對等性。

要之，10-13世紀之中國，實爲多元政治實體共構的文明體系。宋人雖自稱"中國"，然遼稱"北朝"，夏號"白上"，金謂"中華"，各政權在競爭中共同拓展著"中國"的內涵。這種動態平衡的族群關係，恰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歷史基礎。

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新詮

"崖山之後無中國"論之偏頗，在於將"中國"簡化爲單一漢族王朝的線性敘事，實未解中華文明多元複合之本質。大宋史研究須突破"宋本位"窠臼，置於10-13世紀多政權並立的宏觀格局中審視。當時東亞大陸呈現"多元中國"競合態勢：宋人以"正統中國"自居，卻不得不承認遼道宗"吾修文物，彬彬不異於中華"（【契丹國志】）的文明訴求；金世宗推行"漢制"與"女真舊俗"並行的雙軌制；西夏創製蕃書卻尊崇儒學——這種"諸夏競自稱中國"的現象，恰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關鍵階段。

唐宋變革論者所言的"國民主義"，實爲新型族群意識的覺醒。宋人通過【春秋】學重構華夷之辨，歐陽修【正統論】以"道德"替代"血緣"作爲文明判准，朱熹更提出"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朱子語類】），在理論上爲多元民族融入中華體系開闢通道。與之對應，遼金政權通過"五德終始說"（見【大金德運圖說】）爭奪正統地位，形成政治對峙而文化互鑒的特殊格局。澶淵之盟後"南北朝"稱謂的相互承認，本質上是對"一個天下，多種表述"政治現實的妥協。

新儒學的興起爲民族關係提供思想框架。程頤"理一分殊"說在理論上消解華夷對立，而實踐層面則體現爲"夷夏之防"與"用夏變夷"的張力。金朝科舉採用宋儒經注，西夏番學教授【論語】，蒙古汗國重用耶律楚材等"漢法派"，均證明儒家文明已成爲多民族共享的精神資源。這種文化認同的擴散，恰爲元朝"混一華夷"（【經世大典序】）奠定基礎。

要之，宋遼金夏時期實爲中華文明重要的擴容期。各政權在軍事對抗中形成"命運共同體"，在文化競爭中構建"價值共同體"。所謂"民族主義"表象下，隱藏著對"中國"概念的重新定義——從血緣地理實體升華爲文明認同體系。這種動態調適的智慧，正是中華文明歷經變局而綿延不絕的深層機制。

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與『中國』概念的再審視

『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論，實乃囿於漢族本位之狹隘史觀，將『中國』靜態化爲中原王朝之代稱，而忽視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之動態進程。若以大宋史視野觀之，兩宋三百年間，『中國』絕非僅指趙宋一朝，而應涵蓋遼、夏、金、蒙等並立政權，乃至大理、吐蕃、西遼等地域性政治實體。此諸政權雖互稱『外國』，卻皆以『中國』自居，爭正統、標文化，形成『天下一家』而『各爲其國』的複雜格局。

一、大宋史框架下的『多國體系』
宋與遼、夏、金之關係，可類比於『後三國』或『後南北朝』之分立。宋人雖以『正朔』自矜，然疆域不及漢唐，軍力常處下風，終未實現『大一統』。遼自稱『北朝』，金標榜『中華』，西夏以儒立國，皆非單純『夷狄』，而是兼具游牧傳統與漢制色彩的複合政權。此多元並立之局，恰是『中國』內涵擴展之體現——中華民族非由一族獨占，而由多族共構；中華文明亦非漢文化獨尊，而是『夷夏交融』之產物。

二、民族主義的雙重面相
內藤湖南與宮崎市定提出『唐宋變革論』，指出宋代民族關係呈現『國民主義對立』之新態。宋儒重倡『尊王攘夷』，歐陽修言『四夷不服，中國不尊』，胡安國倡『正人心、辟邪說』，皆欲以文化自信抵禦外侮。然此民族主義非封閉排外，而隱含『用夏變夷』之理想：如宋遼澶淵之盟後，雙方互稱『兄弟之國』，金元之際漢法漸染北俗。呂思勉謂孔子『攘夷』實爲『自衛』，非否定夷夏可變，此論深得宋人夷夏觀之精髓。

三、超越『宋朝中心論』的史觀重構
今人論宋，當跳出『漢本位』窠臼。遼金之漢化、西夏之科舉、蒙古之『混一華夷』，皆證明『中國』認同非漢族專利。宋人雖軍事弱勢，卻以文化輸出維繫影響力，如金世宗稱『吾國遠有源流，可以正統歸之』，正顯其對中華統緒之爭奪。所謂『分裂』，實爲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之必經階段。

結語
『崖山之後無中國』之謬，在於以一族一朝之興衰替代文明之延續。中華文明的生命力，正在其兼收並蓄、與時俱新。大宋史視野下的民族關係，恰是『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實踐，爲後世『中華民族共同體』奠定基礎。讀史者當以開放心態，正視這段『多國並立、文化競合』的複雜歷程，方能真正理解『中國』之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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