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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孔子笔削过的《春秋》还保留了多少“现场实录”？
历史是过去时的新闻，新闻是现在时的历史。新闻先行，而后有历史;新闻累积，而后成史书。中国人重历史，更重新闻，特重即时新闻。上古的史官，其实就是一批新闻记者，而且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实况记者。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笔削过的鲁史，而王安石说《春秋》经文是断烂朝报，这就把史书与朝报联系起来了。这里先就朝报二字说几句。 朝报者，朝廷大事之报告也，唐时专称为邸报，是要适时发布的重要新闻。那么，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制度的呢?文献记载，商代君王身边有巫与史二职。巫负责事前的占卜，史负责事间与事后的即时记录，分别称为卜辞、占辞、验辞。占辞和验辞中，有具体确切的时、地、人、事，所记之事有因、有果、有过程，具备了新闻要素，其实就是商代的朝报。 据《周礼》记载：周代朝廷特设有史馆，史馆中的史官是世守其职的，负责记录君王言行、发布朝政信息，其主持人叫作太史。史官们有明确分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紧随在君王身边，负责现场记录。凡专记内庭之事、人事任免者为内史，凡专记外廷之事、国家军政大事者为外史，凡专记后宫之事者为女史，还有一批在史馆供奔走服务的小史。这些史官的第一责任是现场记事。他们是新闻记者，然后要把记录依年月日累积排列起来，就成了历史，历经之史事也。 春秋时，齐国太史董狐见权臣崔杼弑其君，因为及时地抢记下这一不义的政变事件，被杀害了;其弟立刻顶上去，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又顶了上去。时在史馆服役的南史闻讯，也立刻抓起笔来，赶赴现场去记，得知第三个人已经记下了此事，这才退下。可见，那时当一名跑现场的记者，是要甘冒风险的。 下面讲讲王安石所指斥的断烂。说它断，不无理由。《春秋》经文，是被孔子删削过的，原文本是按年、月、日依次记事的，其时事是互相联属的，它被删被削之后，自然也就断了。所以《春秋》中有不少年、月下面是空文，全无记事。比如开章明义第一条，就只有经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没有下文。不论后儒做多少疏解，都无法说明孔子何以没有记下该年月发生的任何一件史事;而其下一条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卷三的第一条经文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等，就都有记事。书中这种年与年之间、月与月之间被删后的断很多，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再说烂。经文郑伯克段于鄢晋杀其大夫里克之类，虽说行文有贬有褒，是非分明，但后人根本无法从这些字句中得知相关史实到底怎样，若没有《左传》等书为其注明原委经过，后人根本无法知其所云了!在王安石看来，此即为烂。 但是，话说回来，《春秋》毕竟是一本经书，其价值远非断烂一词可以抹煞的，试以如下理由说明之。 第一，《春秋》经文，只是片言只语，这只能是《鲁春秋》的标目或索引，而不能也没有取代《鲁春秋》之内文。从先秦诸子的各家文章看，诸子与各国行人引述《春秋》所涉之史事者不少，他们并非仅据《春秋》经文之片言只语发论的，他们是读了原著的。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来，把经文所涉史事交代得头头是道，就证明了原始史料的存在。 我们知道，在简牍时代，书册翻检很艰难，孔子读《易》，尚且韦编三绝读史，更易脱简。有此一本要目在手，何等方便!孔子编辑这个标目，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原因在此。 第二，今天，我们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去看《春秋》经文，还会获得另一层重要启示。 从文化史的特定角度看，它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春秋笔法一字贬褒为尊者讳直笔等词语的真实含义，它可以帮我们解开古籍阅读中的许多死结。比如为尊者讳之讳，通常作回避绕开讲，甚而当作闭口不提解。其实不是这样，孔子只是希望说得委婉一点而已，决不是不提某人某事。正如人们讳言死而说成去世逝世一样，一旦解开了这个曲笔，也就无所谓讳了。何况，前引天王杀其弟佞夫句，矛头直指天王，根本就不讳。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春秋》经文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明编者的评判，其字斟句酌、分寸尺度、爱憎立场、是非判断，均精确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步。《春秋》经文，很像是当代《人民日报》之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其制作体例是非常严格的，其原则是十分严肃的。孔夫子说的笔法义理，今天仍在用。 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看，《春秋》《左传》中的这些史实，原本都是当年的现场记录，是新闻，而且还是及时向国际通报的当日要闻，后来才变成了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闻史应该把眼光放宽些，放长远些，不要只看到唐人的邸报就止步。 就新闻从业精神而言，要当个出现场的实录记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无畏和求实的精神，是该发扬光大的。它又岂止是史官与记者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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