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界视点·为什么要藏书

过去，一种现象曾令我一度困惑。拍卖会上，古旧书刊与书画瓷杂同列拍卖台。照理说，书画瓷杂可以分成上百甚至数百个门类，而古旧书刊门类不过寥寥数种，自然相形见绌，成交价望尘莫及，书画瓷杂永远占着上风。可放眼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两个国家大馆。一个博物馆，书画瓷杂统统装下。一个图书馆，却只装书，图书馆的分量似乎还超越了书画瓷杂。若从上往下看，几乎凡有人群处，就有图书馆或图书室，还有自发的读书会，博物馆却未能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博物馆储存的是艺术的历史，而图书馆储存的是思想的历史。艺术主要用于品味鉴赏，思想则用于考察古今。所以，虽然思想不能卖钱，学术无法出价儿，二者却是一个民族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一次谈起抗战往事，朱家溍先生曾对我说，敌人侵略一个国家，不仅占领它的土地，还要毁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因为只要文化不亡，虽然国土沦陷，复兴必有时日。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说。

启功先生谈到中国书店时曾说，中国书店是咱们读书人的衣食父母，那些个老师傅都是有功之臣。另一位近现代文学版本的收藏大家说，贩书的人，只要贩的不是黄赌毒的书，就是为文化作了贡献。许多名人学者把卖书人称为『书友』，而不呼以带贬义的『书估』，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从民间看。

所以，藏书有着山高海深的文化内涵。

从我个人来说，生于一个传统文化家庭，四壁皆书，古今中外，林林总总，占了家中半壁江山，因此读书爱书成了必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十年转瞬而过。常常，月上中天斗垂大地的深夜，望着房中柜里一排排书籍，无数回忆联袂而至。少年时的阳光、树影，青年时的大海、蓝天，中年时的风雨、浮沉，以及一些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的人和事，一时俱到眼前来。文化以书籍为载体得以传承，靠书籍得以保存。藏书就是收藏历史，收藏文化，大到世界国家，小到家庭个人。一部书上，有时会同时凝聚着少年心事、青春梦想乃至中年苦乐。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篇文字，就是一种人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论藏书之文化价值与精神传承》

藏书一事，诚非止于器物之聚，实乃文明薪火相传之要义。观乎中外文明史，典籍之存亡与民族之兴衰每每相系，此中深意，殊值吾人三思。

一、典籍乃思想之载体
较之书画瓷杂，典籍之特质在于其承载思想之深度与广度。昔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积稿盈屋；纪晓岚领纂《四库全书》，收书三万六千余册。此等浩繁典籍，非为炫富斗奇，实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西哲培根谓"书籍乃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正与东方"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语）之理念相通。典籍所载，乃人类理性思维之结晶，其价值非金钱可估量。

二、藏书即存文脉
朱家溍先生所言文化存亡之义，深得《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三昧。昔日本侵华之际，郑振铎等学者冒死护书，张元济先生缩印《四部丛刊》，皆因深知"文运与国运相牵"。北宋靖康之变，金人掠汴京典籍北去，南宋遂有"文献不足征"之叹。反观犹太民族，流散千年而文明不坠，端赖《托拉》经卷之传承。此即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之深意——典籍存，则文脉不断。

三、书业乃文化之血脉
启功先生誉书商为"有功之臣"，此论甚确。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书，清季扫叶山房贩书，皆成文化史上佳话。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吴门书估，多有雅士。"黄丕烈自称"书魔"，与书贾往还甚密。书业之盛衰，实为文明活力之晴雨表。今日观之，健康之书籍流通体系，犹若传统文化之毛细血管，滋养文明肌体于无形。

四、私藏见天地精神
文人藏书，自古有"小琅嬛"之喻。陆游"书巢"、黄宗羲"续钞堂"，皆寄托精神家园。袁枚《黄生借书说》云："书非借不能读"，然藏书之乐，正在建立个人与历史之对话空间。架上典籍，既是学问渊薮，亦为生命印记。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载与赵明诚赌书泼茶之乐，足见私藏典籍可安顿性灵。

当今之世，数字洪流冲击纸质阅读，然典籍收藏之文化意义愈显珍贵。张舜徽先生曾言："得一书即得一世界。"藏书之要义，不在藏之多寡，而在以书为媒，接续古今，传承文明。此乃真正"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之道，亦藏书之最高境界也。

《论藏书的文化本体价值——兼答"书界视点"之问》

拜读《书界视点》关于藏书意义的论述，深以为然。今试从文化本体论视角，对此现象作进一步阐释。

一、典籍作为文明载体的本体性特征
《隋书·经籍志》有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书籍不同于艺术品之处，在于其承载着文明基因的双重编码：形式层面体现为物质载体（版本、装帧），内容层面则凝结思想精粹。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正揭示典籍作为思想容器的本质属性。大英图书馆与卢浮宫之并立，实为理性精神与审美意识在文明架构中的二元互补。

二、藏书行为的文化实践意义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载："一书有一书之精神。"藏书实为文化自觉的实践方式。考诸历史，范氏天一阁"代不分书"之训，瞿氏铁琴铜剑楼"守先待后"之志，皆体现藏书家"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担当。近代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更将私藏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此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现代演绎。

三、典籍传承的集体记忆功能
王国维《观堂集林》尝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个人藏书实为参与文明对话的微观实践。当我们在宋刻本中触摸宋代士人的批注，在明刊本里发现前代读者的题跋，便完成跨越时空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语）。这种"文本间性"构建的文化记忆，远比单件艺术品更能呈现文明的连续性。

四、当代藏书的范式转换
今日藏书更需突破"佞宋景元"的窠臼。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所示"学术公器"理念，提示我们：藏书价值不在奇货可居，而在文化激活。数字时代尤需重视"物质文本"与"数字文本"的互补共生，使典籍真正成为"观古今于须臾"的智慧载体。

结语：
《文心雕龙》有言："文之为德也大矣。"藏书之要义，终在守护文明火种。当我们摩挲书页时，触摸的不仅是纸张肌理，更是人类精神的年轮。这种文化自觉，正是中华文明历劫不磨的深层密码。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