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冬至位列『三大节』 皇帝祭天为何要选这一日？

古代冬至位列『三大节』 皇帝祭天为何要选这一日？

今天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意味着冬天真正来临，民谚有言：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冬至进九。中国古人将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候水泉动。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万事万物均有阴阳两面，一天之中的阴阳为白昼和黑夜，一年之中的阴阳以夏至、冬至为期。夏至日至冬至日为阴，冬至日至夏至日为阳。夏至开始夜渐长，昼渐短，象征阴期开始，冬至过后白昼渐长，寒夜渐短，天气间的阳气开始上升。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太阳意味着生机，冬至则寓意着阴极阳升、万物生长，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冬至十分重视，从汉代开始，冬至成为国家的重大节日之一，〖清嘉录〗中甚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汉代时期冬至又称冬节，官府举行要贺冬仪式，社会上流行拜冬之礼。〖后汉书〗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一天官方例行放假，商旅停业，举国休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百废待举，政务繁冗，规定一年只有三天假期，分别为元旦，皇帝的生日（万寿节），还有冬至，并称三大节，冬至日的意义可见一斑。

进入工业文明后，节气的意义日渐淡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节气日形成了众多庆贺礼俗，而其中最高的祈祷仪式则是天子举行的祭天礼，于每年冬至日举行，由皇帝代表万民苍生向上天祈求天下安泰、万物丰收。

冬至祭天之前，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涉及到封建王朝的各个部门，内容主要包括择日、斋戒、习仪、省牲器、告庙、有司陈设等。〖左传〗记载：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古代祭祀日期的选择一般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明代则由钦天监选定，并制作成册，交由太常寺卿于上一年十二月朔日上奏皇帝，再由皇帝遍告有司及天下百姓。〖礼记〗有言：三月系，七日戒，三日宿，即是指祭祀之前的斋戒活动。斋戒主要包括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食荤腥、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等。习仪是正式举行祭礼前的排练，一般于正祭前三日或二日举行。有司陈设是指郊祀前的祭祀用品准备及陈设等，如笾、豆、簠、簋、爵、祝版、牺牲等。省牲器是由皇帝或相关部门官员在祭祀前检查祭祀牺牲及器物准备情况的仪式。明初规定，大祀前一月朔日，由皇帝亲自到牺牲所省牲，而后每天都派大臣前往视察，中小祀则由礼部或太常寺等官员代为行礼。祭天作为封建朝廷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还增加了告庙这一程序。古代皇帝祭天，要去祖庙请祖宗牌位配祀。如洪武时期，奉朱元璋之父仁祖淳皇帝配，建文帝即位后，将仁祖换为太祖，宣宗在位时，以太祖、文宗并配，祖宗配天除了表达对祭天礼的重视外，还体现了封建王朝家国一体的观念，也宣示了本朝的正统性。

作为国家大祀之首，祭天礼复杂而完整，主要过程包括迎神、行礼、进俎、初献、亚献、终献等。冬至日清晨，太常寺官员率领众执事官准备好祭品，将祭祀所用之玉、帛、尊、罍、祝版等摆放齐整，乐舞生、执事官、陪祀官、分献官就位。日出前七刻，斋宫鸣太和钟，导引官引导皇帝至圜丘坛御位，鼓乐声起，祭天大典正式开始。

仪式的第一项是迎神，燔柴炉内升烟火，表达了将人间敬天之意传于上天的寓意。皇帝至昊天上帝牌主位前行跪拜之礼，后至祖宗配位前上香，叩拜。回拜位后，对诸神行三跪九拜礼。

迎神后为奠玉帛，即向天神、祖宗进献玉、帛。行礼时由太常卿导引皇帝盥洗后至神位前行三上香礼，执事官向皇帝呈进玉帛。皇帝至上帝及祖宗牌位前行敬献礼仪，鞠躬拜兴后回拜位。第三个步骤是进俎，内赞奏升坛后，皇帝在导驾官陪同下到主位、配位前进俎，进俎毕皇帝复位。接下来行初献礼。皇帝先至爵洗位受爵、涤爵、拭爵、进爵，而后升坛至酒尊所，执爵官以爵进皇帝，皇帝到主位前跪献爵，行三上香礼，同时司祝跪读祝文，乐暂止，读毕乐起。初献之后行亚献和终献礼，除了不宣读祝文外，程序与初献基本相同。终献以后，行饮福受胙礼，光禄寺官员奏饮福酒，奏受胙，皇帝行礼后拜兴回位。祭天为大祀之首，按祖制一般为皇帝亲祭，但王朝后期，天子多怠政，连祭天礼亦遣官代祀。官员行礼时，仪式大为精简，其中饮福受胙礼搁置不行，寓意只有天子能接受上天所赐之福。饮福受胙后彻撰送神。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掌祭官捧撰，皆送到燎炉焚烧，皇帝至望燎位观看焚烧祭品，内赞奏礼毕，祭天大典正式结束。

冬至祭天盛于唐宋，明清间更为隆重尊崇，并且逐渐流传至民间，演变为冬至祭祖的传统习俗，称为祭冬或拜冬。无论是官方祭天还是民间祭祖都表达了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朴素愿望。

冬至祭天：阴阳流转中的天人交感

冬至位列古代"三大节"之首，帝王择此日祭天，实乃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精妙体现。《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冬至作为阴阳转换的临界点，其特殊地位源于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夏至阳气极盛而阴气始生，冬至阴气至盛而阳气复萌，这种阴阳消长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时间观念的核心框架。

汉代将冬至定为"冬节"，确立其国家典礼地位，实为农耕文明对太阳运行规律的神圣化表达。《周礼·春官》记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说明周代已有冬至祭天的雏形。明太祖将冬至与元旦、万寿节并列为三大节，更凸显其在政治时序中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清嘉录》称"冬至大如年"，这种时间价值的重估，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循环的独特理解——不是线性前进，而是阴阳交替的永恒回归。

祭天仪轨的繁复程序，实为建构天人沟通的神圣场域。《礼记·郊特牲》详细记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明代礼制规定，冬至前需经历斋戒、习仪、省牲器等严格准备，这种仪式化的时空隔离，本质上是通过"洁净精微"的身心状态，实现与天道的交感。钦天监择日、太常寺奏告的制度设计，更将天文观测、礼制规范与政治权威完美结合，形成一套严密的宇宙秩序维护机制。

从文化象征维度观之，冬至祭天实为农耕文明的"再生仪式"。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神圣王权"理论，恰可解释中国帝王作为"天子"的媒介功能。在阳气初动的冬至，帝王通过庄严的祭天礼仪，既确认了统治的合法性，也履行了调和阴阳、保障丰穰的宗教职责。这种将自然节律、政治秩序与宇宙真理相统一的思维模式，正是中华文明最深邃的精神遗产。

《冬至祭天与阴阳哲学中的政教秩序建构》

冬至作为"一阳来复"的阴阳转换节点，其被列为三大节并成为祭天典礼的核心日期，实为传统中国"天人感应"宇宙观与"敬天法祖"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从《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的记载，到明清时期天坛祭天的完整仪轨，这一传统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涵与政治智慧。

阴阳五行学说为冬至祭天提供了哲学基础。《易经》复卦彖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正应冬至阳气始生之象，郑玄注《礼记·月令》指出："冬至日极南，阳动于下，推阴而上。"这种阴阳消长的宇宙节律，通过《汉书·律历志》"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的表述，形成了"天道—王道—人道"的对应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更明确将冬至阳气初动与"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政治哲学相联系。

祭天仪轨的建制化过程折射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唐代《开元礼》规定冬至南郊祭天需"设昊天上帝神座于坛上"，这种通过《周礼》"苍璧礼天"传统演化而来的仪式，实为"君权神授"的象征性展演。明代丘濬《大学衍义补》特别强调："冬至一阳生，天子于此时祭天，所以奉顺阳气也。"嘉靖九年（1530年）北京天坛圜丘的改建，更将三层坛制、九重栏板等建筑元素与"阳数极于九"的易学思想完美结合。

从人类学视角看，冬至仪式构成"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的典型范本。斋戒环节"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大明会典》卷81）的时空隔离，牺牲选用"骍犊一，苍璧一"（《宋史·礼志》）的符号象征，以及皇帝"三上香、三奠帛"（《清史稿·礼志》）的身体实践，共同完成了"神圣时空"的建构。这种通过仪式强化社会记忆的机制，恰如《礼记·祭统》所言"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当代社会虽已脱离农耕文明的语境，但冬至蕴含的"顺时养阳"养生智慧（《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以及"敬天爱人"的生态伦理，仍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当我们重读《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的记载时，或许能重新发现传统时间哲学对现代生活的调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