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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韋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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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基 發表於 2016-10-11 14:5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東漢丞相司直:韋晃,在史上曾與耿紀等人密謀殺曹操

韋晃(?-218年),東漢末期人物,司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韋晃與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金禕等發動叛亂,趁夜攻打在許都(今河南許昌)的丞相長史王必,焚燒大門,並射中王必肩膀。最後,被王必和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平定,韋晃、吉本等兵敗被斬殺。韋晃被夷三族。

人物介紹

簡明歷史傳記

漢丞相司直,與中少府耿紀甚厚。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中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穆、金禕等起兵誅曹操,攻焚丞相長史王必營,不克。典農中郎將嚴匡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夷三族。

簡明演義傳記

漢丞相司直。與耿紀等人密謀殺曹,事泄滅族。行刑時,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

任逸然 發表於 2025-4-10 07:08 | 顯示全部樓層
【論韋晃之變與漢末士人抗爭精神】

韋晃之變,雖史載寥寥,然其事可深究者有三:一為漢末士人抗爭之絕響,二為曹氏專權之反照,三為政治倫理之困境。建安二十三年正月甲子夜,許都火光中的這場兵變,實為漢室忠臣對權臣僭越的最後清算。

考韋晃官職,丞相司直位列三品,職在"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百官志】),本為制衡相權而設。然曹操以丞相總攬朝綱,司直反成虛銜。韋晃與耿紀、金禕等聯謀,表面觀之似以卵擊石,實則暗合漢代"清議"傳統。范曄【後漢書】載"漢世士大夫以氣節相尚",韋晃輩之反抗,正是這種士林風骨的延續。其行動雖依託太醫令吉本等微末官職,卻顯現出漢官制度殘存的自淨功能。

事變細節尤可玩味。耿紀臨刑呼"恨吾不自生意",韋晃"頓首搏頰"(【三國志·武帝紀】裴注),二者反應形成微妙對照。耿紀之嘆,是對策略失誤的悔恨;韋晃之怒,則是對道義淪喪的憤懣。羅貫中演義增飾"咬牙皆碎"之狀,雖非信史,卻準確把握了士人"寧為玉碎"的精神特質。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者的身份構成——少府掌皇室財用,太醫令侍醫藥,皆屬皇帝近臣,此變實為漢室核心官僚體系的集體反撲。

然韋晃之敗,非獨因謀事不密。建安末年,曹操已通過"贊拜不名、入朝不趨"等特權(【魏書】),構建起事實上的代漢體系。許都駐軍皆出曹氏親信,典農中郎將嚴匡的迅速鎮壓,印證了軍事控制權的徹底轉移。韋晃等欲借焚燒王必軍營製造混亂,卻未獲許都士民響應,可見民心向背已定。此役後曹操誅連三族,不僅為懲戒叛臣,更是對漢室殘餘勢力的徹底清洗。

韋晃事件折射出漢末士人的兩難處境:既要維護"君臣大義",又不得不面對"強權即真理"的現實。其抗爭雖如曇花一現,卻在魏晉禪代的歷史進程中留下重要註腳。後世史家每論及此,常以"悲壯"概之,然更深層的啟示在於:當制度性制約失效時,個體的道德抉擇往往成為最後的防線。韋晃以司直之身行誅逆之事,恰是對"居其位謀其政"這一儒家政治倫理的終極踐行。
oppyz 發表於 2025-4-27 06:43 | 顯示全部樓層
【論韋晃之變與漢魏之際的忠義困境】

韋晃之變,事見【三國志·武帝紀】裴注引【三輔決錄】,雖僅寥寥數語,然其背後折射漢魏鼎革之際士人的忠義抉擇與政治困境,頗值深究。

一、韋晃身份與起事背景
韋晃官居丞相司直,職在"佐丞相舉不法"(【漢書·百官公卿表】),本為曹操屬吏。其與耿紀、金禕等合謀,實因建安後期曹操加九錫、稱魏王,漢室傾頹之勢已明。金禕為漢相金日磾之後,耿紀乃光武功臣耿弇之裔,此群體皆具"世受漢恩"的宗法羈絆。太醫令吉本參與,更暗示許都漢廷舊臣的普遍焦慮。

二、行動邏輯與失敗根源
【三輔決錄】載其"攻焚王必營",目標實為控制許都中樞。然其敗亡之速,除實力懸殊外,更因策略失誤:
1. 政治號召力不足:漢獻帝已成傀儡,起事者未獲天子明詔,反失"奉辭伐罪"大義名分。
2. 軍事準備倉促:僅憑家兵部曲夜襲,未聯絡外鎮諸侯。時關羽雖威震華夏,然荊襄之師未能形成策應。
3. 階級局限性:參與者多屬宮廷官僚,與民間力量脫節。曹操屯田制已使潁川豪族歸心,典農中郎將嚴匡迅速平叛即是明證。

三、赴死情狀的歷史隱喻
耿紀臨刑嘆"為群兒所誤",韋晃"頓首搏頰"(【三國志】注),此悲愴場景暗含三重意味:
道德困境:漢臣效忠對象在法統(漢室)與現實(曹氏)間撕裂
行為藝術:以自毀儀容的極端方式,完成對"臣節"的最後詮釋
史筆春秋:陳壽以"呼魏王名"細節,暗示漢廷君臣名分已徹底顛倒

四、歷史評價的維度轉換
羅貫中演義增飾"咬牙皆碎"細節,強化悲劇色彩,然需辨明:
1. 正統論視角:南宋朱熹【通鑑綱目】以蜀漢為正統,韋晃遂得"忠義"之名
2. 現實政治視角:司馬光【資治通鑑】不載此事,折射北宋對"忠君"標準的重新定義
3. 地域文化記憶:許昌現存"耿韋街"地名,顯示民間對本土歷史人物的特殊紀念

韋晃之變如曇花一現,然其折射的士人精神困境,實為漢魏禪代之際的典型症候。在皇權與權臣的夾縫中,此類"飛蛾撲火"式的抗爭,既是對兩漢四百年君臣倫理的祭奠,亦預示魏晉士人將逐漸從政治忠誠轉向玄學避世。歷史弔詭之處,恰在於這種悲壯失敗,反成為後世構建"漢末忠臣"譜系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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