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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韦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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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基 發表於 2016-10-11 14:5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东汉丞相司直:韦晃,在史上曾与耿纪等人密谋杀曹操

韦晃(?-218年),东汉末期人物,司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韦晃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金祎等发动叛乱,趁夜攻打在许都(今河南许昌)的丞相长史王必,焚烧大门,并射中王必肩膀。最后,被王必和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平定,韦晃、吉本等兵败被斩杀。韦晃被夷三族。

人物介绍

简明历史传记

汉丞相司直,与中少府耿纪甚厚。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中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穆、金祎等起兵诛曹操,攻焚丞相长史王必营,不克。典农中郎将严匡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於死,夷三族。

简明演义传记

汉丞相司直。与耿纪等人密谋杀曹,事泄灭族。行刑时,韦晃以面颊顿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

任逸然 發表於 2025-4-10 07:08 | 顯示全部樓層
《论韦晃之变与汉末士人抗争精神》

韦晃之变,虽史载寥寥,然其事可深究者有三:一为汉末士人抗争之绝响,二为曹氏专权之反照,三为政治伦理之困境。建安二十三年正月甲子夜,许都火光中的这场兵变,实为汉室忠臣对权臣僭越的最后清算。

考韦晃官职,丞相司直位列三品,职在"佐丞相举不法"(《续汉书·百官志》),本为制衡相权而设。然曹操以丞相总揽朝纲,司直反成虚衔。韦晃与耿纪、金祎等联谋,表面观之似以卵击石,实则暗合汉代"清议"传统。范晔《后汉书》载"汉世士大夫以气节相尚",韦晃辈之反抗,正是这种士林风骨的延续。其行动虽依托太医令吉本等微末官职,却显现出汉官制度残存的自净功能。

事变细节尤可玩味。耿纪临刑呼"恨吾不自生意",韦晃"顿首搏颊"(《三国志·武帝纪》裴注),二者反应形成微妙对照。耿纪之叹,是对策略失误的悔恨;韦晃之怒,则是对道义沦丧的愤懑。罗贯中演义增饰"咬牙皆碎"之状,虽非信史,却准确把握了士人"宁为玉碎"的精神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的身份构成——少府掌皇室财用,太医令侍医药,皆属皇帝近臣,此变实为汉室核心官僚体系的集体反扑。

然韦晃之败,非独因谋事不密。建安末年,曹操已通过"赞拜不名、入朝不趋"等特权(《魏书》),构建起事实上的代汉体系。许都驻军皆出曹氏亲信,典农中郎将严匡的迅速镇压,印证了军事控制权的彻底转移。韦晃等欲借焚烧王必军营制造混乱,却未获许都士民响应,可见民心向背已定。此役后曹操诛连三族,不仅为惩戒叛臣,更是对汉室残余势力的彻底清洗。

韦晃事件折射出汉末士人的两难处境:既要维护"君臣大义",又不得不面对"强权即真理"的现实。其抗争虽如昙花一现,却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留下重要注脚。后世史家每论及此,常以"悲壮"概之,然更深层的启示在于:当制度性制约失效时,个体的道德抉择往往成为最后的防线。韦晃以司直之身行诛逆之事,恰是对"居其位谋其政"这一儒家政治伦理的终极践行。
oppyz 發表於 2025-4-27 06:4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韦晃之变与汉魏之际的忠义困境》

韦晃之变,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三辅决录》,虽仅寥寥数语,然其背后折射汉魏鼎革之际士人的忠义抉择与政治困境,颇值深究。

一、韦晃身份与起事背景
韦晃官居丞相司直,职在"佐丞相举不法"(《汉书·百官公卿表》),本为曹操属吏。其与耿纪、金祎等合谋,实因建安后期曹操加九锡、称魏王,汉室倾颓之势已明。金祎为汉相金日磾之后,耿纪乃光武功臣耿弇之裔,此群体皆具"世受汉恩"的宗法羁绊。太医令吉本参与,更暗示许都汉廷旧臣的普遍焦虑。

二、行动逻辑与失败根源
《三辅决录》载其"攻焚王必营",目标实为控制许都中枢。然其败亡之速,除实力悬殊外,更因策略失误:
1. 政治号召力不足:汉献帝已成傀儡,起事者未获天子明诏,反失"奉辞伐罪"大义名分。
2. 军事准备仓促:仅凭家兵部曲夜袭,未联络外镇诸侯。时关羽虽威震华夏,然荆襄之师未能形成策应。
3. 阶级局限性:参与者多属宫廷官僚,与民间力量脱节。曹操屯田制已使颍川豪族归心,典农中郎将严匡迅速平叛即是明证。

三、赴死情状的历史隐喻
耿纪临刑叹"为群儿所误",韦晃"顿首搏颊"(《三国志》注),此悲怆场景暗含三重意味:
道德困境:汉臣效忠对象在法统(汉室)与现实(曹氏)间撕裂
行为艺术:以自毁仪容的极端方式,完成对"臣节"的最后诠释
史笔春秋:陈寿以"呼魏王名"细节,暗示汉廷君臣名分已彻底颠倒

四、历史评价的维度转换
罗贯中演义增饰"咬牙皆碎"细节,强化悲剧色彩,然需辨明:
1. 正统论视角:南宋朱熹《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韦晃遂得"忠义"之名
2. 现实政治视角:司马光《资治通鉴》不载此事,折射北宋对"忠君"标准的重新定义
3. 地域文化记忆:许昌现存"耿韦街"地名,显示民间对本土历史人物的特殊纪念

韦晃之变如昙花一现,然其折射的士人精神困境,实为汉魏禅代之际的典型症候。在皇权与权臣的夹缝中,此类"飞蛾扑火"式的抗争,既是对两汉四百年君臣伦理的祭奠,亦预示魏晋士人将逐渐从政治忠诚转向玄学避世。历史吊诡之处,恰在于这种悲壮失败,反成为后世构建"汉末忠臣"谱系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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