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豢

三国著名史学家：鱼豢，在曹魏任职国郎中，有〖魏略〗之作

鱼豢（生卒年待考），长鱼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著名史学家。

著作详解

鱼豢是曹魏末期至晋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撰写有著名的纪传体史书〖魏略〗。〖魏略〗为部八十余卷，每部皆有数十篇，约合八百余万字，是魏、晋时期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魏略〗，是鱼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说其记事止于魏明帝。但据〖[wiki]三国志·三少帝纪" title="‘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三少帝纪’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国" title="‘[wiki]三国’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农历9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

近代学者张鹏一在〖魏略辑本〗中称：“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即鱼豢入晋朝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而在〖魏略〗中叙事颇为注重品节作风。

裴松之所注的著名〖三国志〗，其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如今〖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松之的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其内容还是相当严谨的。

鱼豢是陕西关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晋国长鱼矫氏族，所以对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因此在〖三国志·东夷传〗中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诸多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也极为珍贵，被历代史家称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

在〖魏略〗中，鱼豢很注意对三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他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公元190～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国时期，贵族子弟们入太学多是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学中教授生徒的博士们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当时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当时学术、文化的坠落了。

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凌非富强之家(单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中鱼豢说：“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雄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从中可见，当时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们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那么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在〖魏略〗中，还记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诸多传记。宋朝学者高似孙称赞〖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清朝大学者钱大昕亦称赞〖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

关于〖魏略〗的卷册数目，在史籍〖隋书·经籍志二〗中记载：“〖魏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在史籍〖旧唐书·经籍志上〗中记载：“〖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而在史籍〖新唐书·艺文志二〗中则记载：“鱼豢〖魏略〗五十卷”。

万分可惜的是，鱼豢所撰的〖魏略〗，在唐朝后期的战乱之中绝大多数皆已亡佚，今天人们所见的两种辑本，其内容还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

《论鱼豢〈魏略〉的史学价值与士人精神》

鱼豢所撰《魏略》虽已散佚，然透过裴松之注所存吉光片羽，犹可窥见其作为三国史学双璧（与《典略》并称）的重要价值。今就文献特征、史学贡献及作者精神三端论之。

一、私撰史书的典范意义
《魏略》作为私人修史，突破了汉代以来官修史书的传统。其记事下限延至高贵乡公时期（254年），较《三国志》更为详备。鱼豢采用纪传体而兼载"儒宗""清介"等类传，开创了以事类为纲的编纂体例。张鹏一《魏略辑本》考其卷帙达五十余卷（非帖文所称八十卷），内容涵盖典章、地理、人物，实为魏晋之际最系统的当代史著作。

二、西北史料的独特价值
鱼豢作为关中士族，对羌戎风俗记载尤详。《西戎传》详述氐、羌、西域诸国情状，可补《后汉书·西域传》之阙。其记车师、焉耆等国"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面"等细节，展现民族志书写的新维度。裴注引《魏略》涉及西北地理者达二十三处，足证其史料之珍。

三、士人精神的史学表达
鱼豢以"儒宗传"七人彰显乱世中的学术坚守，其序言"人怀苟且，儒道尤衰"之叹，实为对建安风骨的另一重诠释。考其不仕晋室的行迹，与《魏略》中特重管宁、王朗等魏室忠臣的笔法相合，折射出关中士族对汉魏正统的坚持。这种以史明志的书写，较之陈寿"曲笔"叙事更显史家风骨。

今观《魏略》佚文，其价值不仅在于补苴《三国志》之缺，更在于开创了私修国史的新范式。鱼豢将地理志、民族志纳入纪传体框架的尝试，直接影响《华阳国志》等后世方志的编纂。至于其"以类相从"的列传体例，实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之先声。一部散佚的《魏略》，恰似一面破碎的铜镜，每一片残照都映现出三国史学的多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