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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屆嚴復學術講座在北京大學舉行。本屆嚴復學術講座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榮休教授、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及國際哲學院院士杜維明擔任主講教授，他以【構建北大經學傳統芻議】為題發表演講。講座由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主任陳鼓應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王博致辭，北大師生和各界朋友兩百餘人出席講座。
杜維明回顧了儒學自先秦以來在中國、東亞地區和世界各地所經歷的三期發展過程，其中他特別提到日本學者島田虔次的觀點，即在儒學發展第二期，自11世紀至19世紀中葉，儒學已成為東亞地區，包括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在內的共同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島田教授強調儒家不僅是中國的，也是韓國的、日本的及越南的。國內學者要加倍研究、發揚儒學。但自19世紀中葉以來，儒學的第三期發展是否可能仍有疑問，有人認為儒學已成亡靈和遊魂，因此儒學如果僅僅作為一種積習存在而沒有創新，就不會有發展。
杜維明由此提出儒學第三期發展與『世界倫理』建構的關係問題。他指出，自朱謙之提出『中國哲學對於歐洲之影響』後，最近10多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表明西方的啟蒙運動受到過儒學的深刻影響，如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魁奈、盧梭、萊布尼茲、亞當·斯密等等。100多年後，『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思想家也受到啟蒙運動的很大影響。『五四』運動開始的時候就注重自由、人權和理性，如嚴復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後來又轉向注重民主與科學。『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有兩個特色：一是強烈的愛國主義，一是強烈的反傳統。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批評西方的學者居於少數，包括學衡派的學者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梅光迪以及辜鴻銘、梁漱溟等。而胡適等西化派則處心積慮地將中國文化的糟粕與西方文化的精華進行比較，以造成強烈的危機感。因此很多中國學者在理性上拋棄中國文化，而在感情上又被中國文化所糾葛，從而沒法深入地分析中國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內核，導致對西方文化浮淺、對中國文化粗暴。『拿來主義』表面上立場堅定，其實很膚淺，過則不及。如經濟上突出的GDP，不能測量友情、幸福、平安與和諧，如果太重視量化，複雜的事物就無法理解了。
杜維明認為現在中國人完全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用西方的名詞都無法交談，而在意識形態方面是奉行實證主義的物質論，而不是更先進的量子論、信息科學、複雜思維、認知科學，從而影響到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的發展。自近代以來，北大是最早引進西學尤其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如嚴復引介西方的社會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翻譯西方社會學的著作，最先翻譯成『群學』，這是符合孟子以來儒家的傳統的，但自梁啓超起便翻譯成社會學，結果其後的發展導致社會學與政治學融在一起。而經學受到的最大衝擊是蔡元培提出以美學代宗教，在北大取消經學，而將之歸入現代學術中的文學、歷史、哲學三系。
杜維明最後提出北大是否可以建立或恢復經學教育。他認為經過中國大陸及海外三代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以及北大乃至中國這些年來一直都在開展着的經學實踐，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可以吸取德國的理想主義、法國的生命主義、英國的實驗哲學、美國的實證主義，以激活、轉化和重建儒家的傳統。（胡仲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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