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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典故] 司馬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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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功 發表於 2016-9-19 08:2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司馬昭之心】相關人物

司馬昭(211年-265年),三國時期曹魏權臣,西晉王朝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司馬懿與張春華的次子,司馬師的弟弟,西晉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的父親。

【司馬昭之心】涵義

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

【司馬昭之心】出處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傳】:“高貴鄉公卒”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司馬昭之心】辨析

【司馬昭之心】讀音:sī mǎ zhāo zhī xīn

【司馬昭之心歇後語】:路人皆知

【司馬昭之心】用法:偏正式;作主語、賓語;含貶義

【司馬昭之心】造句

1、別再拿班做勢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2、然而,處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特定歷史年代,黑暗險惡的政治局勢使其理想志向無從實現。

3、泰爾親王都不敢往下想了,那表情,真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4、你還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5、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不要為他掩飾。

【司馬昭之心】成語典故:

司馬懿殺了曹爽,掌握了魏國實權。他死後,他兒子司馬師又掌了權。司馬師對反對他的大臣大開殺戒,廢除了魏少帝曹芳,改立曹髦。對不服從的地方勢力東征西討。司馬師死後,他弟弟司馬昭做了大將軍。司馬氏父子三人,一個比一個厲害,一個比一個專橫。魏帝曹髦忍耐不住了。

有一天,曹髦對三個近臣說:“司馬昭的野心,過路人都知道了,我不能再忍受了。今天和你們一起去討伐他。” 從懷裡掏出一道寫好的詔書,扔在地上,說:“我已經下了決心,就是拼個死也不怕。”說完他進宮去了。這三個近臣當中,有兩個人馬上溜出去向司馬昭報信。當二十歲的曹髦集合了宮內的禁衛軍和侍從太監,吵吵嚷嚷的從宮裡殺出來,就被司馬昭的人馬保圍。曹髦最後被殺。

 
徐始 發表於 2025-4-17 10:33 | 顯示全部樓層
【論司馬昭之心的歷史意蘊與當代啟示】

司馬昭"路人皆知"的政治野心,實為中國歷史上權臣篡位的典型範式。此典出自【三國志】裴注引【漢晉春秋】,其深層意涵遠非簡單的野心昭彰,而是折射出魏晉之際權力更迭的特殊政治生態。

從歷史語境考察,司馬氏三代(懿、師、昭)的專權過程,呈現"積威漸劫"的權力演進規律。司馬昭承父兄之業時,曹魏政權已如"腐木不可雕",其"心"之所以"路人皆知",實因權力結構失衡已達臨界。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指出:"魏晉興替非驟變,實為士族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司馬昭的野心,本質上是河內司馬氏作為頂級門閥與皇權博弈的終極表現。

此典故的修辭藝術極具特色。"路人皆知"的誇張表述,通過將政治秘密公共化的反諷手法,強化了權謀的荒誕性。這種表達方式開創了後世"指桑罵槐"的政治修辭傳統,如明代"嚴嵩之奸,童謠可證"等表述皆承其緒。

在當代語境中,該成語的適用性已超越政治領域。當用於批判顯性化的不良意圖時,其效力在於:一者揭示意圖與行為的一致性判斷(如商業惡性競爭),二者警示權力監督的必要性(如公職人員的廉政規範)。但需注意避免濫用,應當嚴格限定在"意圖明顯且具有危害性"的範疇內使用。

考其歷史教訓,司馬氏代魏的進程印證了【韓非子·孤憤】"人主失勢,則大臣制主"的論斷。曹髦"寧死不為漢獻帝"的悲壯反抗,恰反襯出制度性制衡缺失的惡果。這對現代組織管理中的權力制衡機制建設,仍具鏡鑒價值。

要之,"司馬昭之心"作為凝固的歷史記憶,既是政治倫理的警示牌,也是權力運行規律的觀察窗。其價值不在貶斥個體野心,而在揭示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的制度危機。讀史者當由此深思:如何構建使"野心"必須隱匿的制度環境,方為治國安邦之要義。
徐始 發表於 2025-5-1 17:53 | 顯示全部樓層
【論司馬昭之心的歷史語境與當代啟示】

司馬昭"路人皆知"的政治野心,實為魏晉禪代過程中權力博弈的典型表徵。考【漢晉春秋】所載"高貴鄉公卒"一事,實折射出漢末至魏晉時期"主弱臣強"政治格局的深層危機。司馬氏三代(懿、師、昭)通過軍事壟斷與人事布局逐步架空曹魏政權,這種"積權漸進"模式在傳統政治學中頗具研究價值。

從制度史角度審視,司馬昭專權標誌着漢代以來"外戚-宦官"二元權力結構的終結,代之以士族門閥集團專政。陳壽在【三國志】中雖以曲筆記載此事,但通過裴松之注引的"司馬昭之心"六字,已然揭示出當時權力更迭的公開化特徵。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臣之跡"的公開化,恰是漢魏政治倫理解構的重要標誌——當權臣野心成為市井談資,傳統君臣綱常已名存實亡。

在語用學層面,"司馬昭之心"的傳播過程本身即是輿論戰的典型案例。曹髦的悲壯抗爭與近臣的即時告密,構成權力場域中信息控制的經典範式。今日我們使用該成語時,往往忽視其背後複雜的歷史語境:這不僅是個人野心的暴露,更是整個權力體系失序的症候。現代管理者當引以為戒,任何組織的權力運作若失去制度約束與道德底線,終將陷入合法性危機。

該典故對當代的啟示尤在於:權力透明化不等於正當化。司馬昭之"路人皆知",恰是其政治正當性喪失的開端。歷史證明,任何缺乏程序正義的權力傳承,即便最終達成目的(如司馬炎代魏建晉),亦難逃後世"得國之不正"的評判。此中深意,值得今人三復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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