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

参与〖大义灭亲〗相关人物

主角：石碏 陈桓公 石厚

〖大义灭亲〗的故事简介：

讲述的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曾经劝谏卫庄公，希望教育好庄公之子州吁。庄公死，卫桓公即位，州吁与石碏之子石厚密谋杀害桓公篡位，为确保王位坐稳，派石厚去请教石碏。石碏恨儿子大逆不道，设计让陈国陈桓公除掉了州吁与石厚。” 的故事。

〖大义灭亲〗涵义

大义：正义，正道；亲：亲属。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受到应得的惩罚。

〖大义灭亲〗出处

〖左传·隐公四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大义灭亲〗的近义词和反义词：

〖近义词〗：大公无私、不徇私情、铁面无私

〖反义词〗：徇情枉法、徇私舞弊、认贼作父

〖大义灭亲〗故事的主人公简介：

石碏，男，春秋时卫国人。卫庄公有嬖妾所生子州吁，有宠而好武，庄公弗禁。

陈桓公（前754年─前707年），妫姓，名鲍，为春秋诸侯国陈国君主之一

石厚(？-前719)，春秋时卫国人，大夫石碏（音同“却”）之子。

 

〖大义灭亲〗历史典故经过：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哥哥卫桓公，自立为国君.

州吁驱使百姓去打仗，激起人民不满.他担心自己的王位不稳定，就与心腹臣石厚商量办法.

石厚就去问的父亲——卫国的大臣石碏（que），怎样巩固州吁的统治地位.石碏对儿子说：“诸侯即位，应得到周天子的许可，他的地位就能巩固.”石厚说：“州吁是杀死哥哥谋位的，要是周天子不许可，怎么办?”石碏说：“陈桓公很受周天子的信任，陈卫又是友好邻邦.”石厚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抢着说：“你是说去请陈桓公帮忙?”石碏连连点头.

州吁和石厚备了许多礼物，却被陈桓公扣留了.原来，这是石碏的安排.

卫国派人去陈国，把州吁处死.卫国的大臣们为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应该从宽.石碏就派自己的家臣到陈国去，把石厚杀了.史官认为石碏杀了儿子是“大义灭亲”.

卫庄公的爱妾有个儿子叫州吁，从小就很受宠爱，可是他不务正业，整天只喜欢舞刀弄枪.而当时，大夫石碏也有个儿子名石厚，与州吁臭味相投，两个人关系很好.后来卫庄公死了，公子完继位为卫恒公.此时，石碏因年纪老迈又不满州吁的作为，便告老还乡.

一天，卫恒公要到洛邑去见周王，州吁和石厚便借送行杀死了卫恒公，并夺取了王位，可是他们不得人心，于是他们商量找石碏帮助，以安抚民心.石碏告诉前来求助的儿子说：“你们只要去请陈恒公帮你们在周王面前说说，得到周王的同意就好了.”于是石厚和州吁，带上礼物赶往陈国.这边石碏暗中写信密告陈恒公，让他帮捉拿杀君王的凶手.石厚和州吁一到陈国就被抓起来了.接着陈王派人去问怎么处置这两个凶手.石碏就说：“这小子不忠不孝，留他又有什么用?”于是陈王叫人把他们杀了.石碏的这种做法得到后人的赞许，后来人们称这种行为是“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历史典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为了正义和正确的事，应把亲情放在一边

《论石碏大义灭亲的伦理抉择与政治智慧》

石碏"大义灭亲"之举，实为春秋时期政治伦理的典型范本。此事载于《左传·隐公四年》，短短"大义灭亲"四字，却包含着深刻的礼法冲突与伦理困境。作为卫国重臣，石碏面临的是忠君与慈父的双重身份抉择，其最终选择不仅体现了周礼精神，更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智慧。

从政治伦理层面观之，石碏的行为严格遵循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周礼原则。当州吁弑君篡位、石厚助纣为虐时，作为宗法制度的维护者，石碏必须维护"君君臣臣"的纲常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直接诛杀亲子，而是通过陈桓公这一合法途径执行正义，既避免了私刑嫌疑，又确保了惩罚的正当性。这种处置方式，正合《礼记》"刑人不在君侧"的司法理念。

在伦理抉择方面，石碏展现了"义利之辨"的清醒认知。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但石碏选择"不隐恶"，这种看似违背亲亲之道的举动，实则是对更高层次"公义"的维护。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特别推崇此案例，认为当私情与公义冲突时，"君子正义不谋利"才是根本准则。石碏通过家臣处死石厚，既保全了宗族体面，又实现了司法公正，这种"曲线执法"的方式颇具智慧。

此事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唐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引此为鉴，强调"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明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指出，石碏之举确立了"国法重于家法"的政治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义灭亲"不同于法家的严刑峻法，而是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道德审判，其核心在于维护宗法制度的神圣性。

反观当代，石碏案例仍具启示意义。在情与法的天平上，他既未完全舍弃父子之情（通过家臣行刑避免亲手杀子），又坚守了政治原则（确保弑君者伏诛）。这种平衡智慧，对于处理现代法治中的情法冲突，仍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真正的"大义"，从来不是对亲情的彻底否定，而是在更高维度上对人性与秩序的调和。

《论石碏大义灭亲的伦理困境与政治抉择》

石碏"大义灭亲"之举，实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背景下极具典型性的政治伦理案例。此事载于《左传·隐公四年》，虽仅"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九字评语，却蕴含深刻的礼法冲突。细究之，当从三个维度剖析：

一、礼制维度下的父子君臣关系
石碏身为卫国上卿，面临"子弑君"与"父责子"的双重伦理困境。据《周礼·秋官》"
父子无狱"之制，亲亲相隐本为常道。然《礼记·曲礼》又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石厚参与弑君已触犯"十恶"重罪。石碏选择"大义"而非"私亲"，实乃以宗法伦理服从于更高层级的政治伦理，此正合孔子"克己复礼"之要义。

二、政治实践中的智谋运用
石碏之谋略极具春秋特色：先以"请命周天子"为饵，再借陈国之力执行家国刑罚。这种"借刀杀人"的策略，既避免直接手刃亲子的伦理压力，又完成政治清算。值得注意的是，当卫国大臣欲宽宥石厚时，石碏坚持派家臣行刑，此中可见其"不以私害公"的政治操守，与后世"刑过不避大臣"的法家思想暗合。

三、历史评价的演变脉络
《左传》以"大义"定调，但汉代《说苑·立节篇》已出现质疑声音。至宋代理学家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石碏行为被彻底神圣化。这种评价变迁，实则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伦理观的强化过程。明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更将此事与"诛管蔡"并论，视为维护宗法秩序的典范。

今人审视此事，当注意三个历史语境：其一，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的特定政治生态；其二，周代"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司法传统；其三，卫国作为周公分封的特殊政治地位。石碏的选择，本质是在宗法制崩溃初期，试图通过极端手段重建政治秩序的尝试。

此案例给后世留下深刻启示：当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儒家思想体系中"移孝作忠"的终极价值取向。然需明辨的是，这种"大义灭亲"实为非常态下的悲剧性选择，不可简单等同于现代法治精神，其历史局限性亦当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