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莫让古建因缺乏保护意识而消亡

近日有媒体走访中国文物大省山西的古村落，发现古建保护面临窘境，文章援引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常嗣新的说法：古建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古村落，山西大约有2000座，但由于资金不足、产权纠纷等原因，大多数古村落年久失修，近一半古建筑面临倒塌危险。

且不说山西当地近一半古建筑面临倒塌危险的结论是否足够严谨，但近些年山西古建面临的困境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确是事实。2015年《光明日报》曾报道，山西73%以上的古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如何留住历史的记忆》 2015年2月11日）山西的古建资源到底有多少？此前媒体报道的一组数据或能给出答案：山西是中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总量多达28027处，其中木结构建筑上起魏晋，下至民国，时代连续，品类齐全。尤其现存元代以前木结构建筑470座，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近80%。（《中国古建保护面临专业队伍“匮乏”的挑战》 新华网 2012年12月26日）这些品质超群的古建连同附属的彩塑、壁画等，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古建筑标本体系，集中反映了古代建筑文明的综合成就。

然而，这些令人钦羡的古建资源，似乎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保护意识和规章制度。去年有媒体专门聚焦了山西晋城一些地方为了采煤而毁坏、拆除古建的做法，事情曝光后，当地政府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整改。作为不可复生的历史资源，相较于诱人的眼前利益，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面临被弃之不顾的风险。

不断见诸报端的“中国平均每天都有80到100个古村落在消失”（《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家”可回》 新华社通稿 2015年4月30日），“在长江、黄河流域，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到2010年锐减至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急剧消失意味着什么？》 光明日报 2014年1月9日），这些数据恐怕并非是危言耸听。多数古建筑走过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而毁坏与消失却在旦夕之间。若每个地方主政者都怀着“多不足惜”的心态，无异于是古建保护最大的隐患。

谈及古建资源保护的不足，当然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与现实原因，资金不足、产权纠纷、专业人才匮乏等等。但一切事在人为，就古建保护而言，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当是摆正意识的问题。讽刺的是，与大量传统古建筑、古村落遭致冷落相比，当前不少地方在修建仿古建筑、挖掘地方历史资源上，似乎又并不缺乏热情与投入。这再次反映了古建筑的保护，可能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对于古建历史价值的认识不足，自然会影响到地方在投入上的偏好。事实上，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强化古建保护，也是为地方的未来进行投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古建筑、古村落的稀缺性将愈发突显，无论是作为旅游资源，还是历史文物资源，其价值都将提升。山西拥有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古建资源，虽然在当下看来，保护的成本不可小视。然而从未来看，只要保护得当，必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经济与人文“富矿”。这对于正经历产业转型的山西而言，也不无启发意义。

梁思成有言：“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反之，无视古建筑价值，肆意毁坏它们的代价，越往后也将越发体现出来。坐拥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却没有足够保护它们的历史感与责任意识，无疑是山西的一大遗憾。山西的古建保护的困境，是当前整个古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包括古建筑在内的文物保护，整个社会其实都亟待一场认知的刷新，如此方能真正导向务实的保护行动。

古建保护之困：意识缺位与价值迷失

山西古建之殇，实乃中华文明记忆的局部消逝。当470座元代以前木构建筑——这一占全国总量八成的珍贵遗产面临倒塌之危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建筑实体，更是文明传承的物质载体。古建筑作为"凝固的历史"，其保护困境折射出当代社会文化认知的深层危机。

古建保护的首要障碍在于价值认知的错位。在GDP至上的发展逻辑下，古建筑常被视为"无用之地"。晋城因采煤毁坏古建的案例，暴露出将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简单对立的思维局限。殊不知，平遥古城通过整体保护创造的旅游收益，已远超当年拆城建厂可能获得的经济价值。意大利将全国4.5%的GDP归功于文化遗产产业的经验更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现行保护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28027处古建筑仅靠政府专项拨款犹如杯水车薪。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模式值得借鉴——通过税收优惠激励社会资本参与，使私人古堡得以保全。产权纠纷的根源在于未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福建土楼"认养保护"模式证明，当居民成为文化传承的受益者时，保护自然成为自觉行动。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实则反映了高等教育中建筑史学与修缮技术的学科边缘化，日本"传统建筑士"认证制度或可提供制度参照。

最令人忧心的是保护意识的集体淡漠。当媒体反复呼吁"每天消失16个古村落"时，公众反应却日趋麻木。这种冷漠源于文化认同的断裂——我们与历史失去了情感联结。对比韩国将"韩屋"保护写入国民教育大纲的做法，我们的学校教育严重缺乏本土建筑文化内容。意大利小学生参观古罗马遗址的常态化教育，培养了国民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这种文化自觉才是最坚固的保护屏障。

古建保护需要突破"博物馆式"思维。丽江古城的教训警示我们，活态传承才是根本。古建筑不应成为与当代生活割裂的展品，而应通过功能再造融入现代生活。苏州园林作为生活空间的延续，徽州古宅改造为民宿的实践，都证明保护与利用可以相得益彰。最重要的是建立"时间意识"，认识到今天的保护决策将决定后世能否与历史对话。

站在文明传承的高度，每座古建筑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坐标。当技术手段已能实现精准测绘与数字存档时，最关键的仍是培养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保护古建不仅是为过去负责，更是为未来留存文明的火种。唯有当每个公民都能从斑驳的梁柱间读出祖先的智慧，古建筑才能真正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古建保护之困：意识缺位与价值迷失

山西古建之殇，实乃中华文明记忆之痛。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木构建筑，不仅是建筑技艺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物质见证。元代以前木构建筑占全国八成的数据背后，是山西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独特地位。然而，这些无价之宝却因资金、产权等表面问题而日渐倾颓，深层症结实为文化价值认知的严重缺失。

古建保护面临三重意识困境：其一，主政者功利思维作祟，将古建视为发展的绊脚石而非资源。晋城采煤毁古建事件绝非孤例，反映的是在GDP至上的发展观下，文化遗产常被异化为"发展的代价"。其二，保护理念存在严重偏差，将古建简单等同于旅游开发的噱头，忽视其作为文明载体的本质属性。其三，社会参与机制缺位，民众对身边文化遗产普遍存在"熟悉的陌生化"现象，缺乏文化认同与保护自觉。

古建保护必须突破"专业保护"的狭隘观念，构建全民参与的"大保护"格局。日本"文化财保存技术者"制度、意大利"艺术监护人"体系等国际经验表明，唯有将专业保护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方能形成可持续的保护生态。具体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三位一体"的保护机制：政府主导制定保护标准与激励政策，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撑，社区民众参与日常监护。

古建之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存在，更在于其所承载的营造智慧、美学理念和生活方式。每一座濒危的古建筑，都是中华文明基因库的珍贵样本。保护古建不仅是为过去存证，更是为未来留根。当政者当以文化自觉取代功利思维，民众当以文化认同消解冷漠心态，共同守护这些穿越时空的文明使者。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历史循环，让中华建筑文明的血脉永续流传。

古建保护之殇：当文明记忆遭遇现代性困境

山西古建之困，实乃中华文明记忆面临现代性冲击的缩影。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木构建筑，不仅是建筑技艺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物质见证。元代以前木构建筑占全国80%这一数据，意味着山西古建实为解读中国古代建筑文明最完整的密码本。然而，当这些无价之宝在资金短缺、产权纠纷等现实问题前节节败退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几座老房子，更是一段段可触摸的历史脉络。

古建保护意识之薄弱，折射出当代社会对文明传承的认知偏差。采煤毁建事件暴露的，是发展主义思维下对文化遗产的功利性态度。这种态度将古建视为发展的障碍而非资源，实则是未能理解文化遗产作为"软实力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日本"一町一城"保护运动、意大利"百分之一文化基金"等国际经验表明，唯有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发展评价体系，方能扭转"重经济轻文化"的政绩观。

专业保护力量的匮乏，更凸显制度性保障的缺失。古建保护需要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涉及建筑学、材料学、历史学等多领域知识。目前我国高校培养的古建修复专业人才年均不足百人，与28027处古建的庞大基数形成尖锐矛盾。建议借鉴法国"历史建筑修复师"认证制度，建立分级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将民间匠人纳入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范围，形成"学院派"与"工匠派"互补的人才格局。

产权问题成为制约保护的制度瓶颈。大量古建产权归属复杂，形成"公地悲剧"。可参考英国"国民信托"模式，通过文化产权基金进行赎买或托管，建立"使用权与收益权分离"的弹性管理机制。对列入保护名录的私有古建，可实施"保护补偿金"制度，平衡所有者权益与社会公益。

技术赋能为古建保护提供新思路。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孪生等技术可建立古建数字档案，区块链技术能实现保护资金的全流程监管。山西应建立古建大数据平台，对470座元代以前木构建筑实施"一建一策"精准保护。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开创的"考古式修缮"模式值得借鉴，将每一次修缮转化为学术研究过程。

古建保护本质上是文明延续的当代实践。那些面临倒塌的梁柱，承载的不仅是古人的营造智慧，更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当我们为巴黎圣母院火灾痛心时，更应警醒于身边正在消逝的文明印记。保护古建不仅需要技术方案，更需要构建"保护伦理"，让每个公民都成为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唯有将古建保护上升为全民行动，方能真正守住中华文明的物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