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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点] “经世致用” 知往鉴今以小说写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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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基 发表于 2016-7-27 1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以清初白话小说为例,它在主题思想、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关注社会现实,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尤其在主题思想和道德化形象两个方面,对当代小说创作有启示

●清初白话小说的崇实精神,对当代文学具有知往鉴今的作用,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本源,小说需要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传达人民的心声,同时也应重视小说的审美功能、艺术特征,尊重文学的本体性与文学精神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其始于《诗经》,到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建安古题乐府诗、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唐代杜甫的“诗史”、元稹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及至宋元话本、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以清初白话小说的崇实精神为例,清初白话小说崇实精神的形成还与其思想文化背景有关,即清初的实学思潮。这一思潮是明清易代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与作为时代思想文化主流的经世致用精神相呼应,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学以致用,救民济世。其主体思想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同时吸收和继承了明末徐光启等人对西方“崇实”致用精神的借鉴。具体来说,清初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思想观念包括关注社会现实的学术精神、强调恢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术思想倾向、历史反思与社会批判的学术精神、学术研究的实用观、实行实践的学术主张等几大方面。

在这一实学思潮影响下,清初白话小说呈现出崇实精神,对当代小说创作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现实主义始终是当代文学的主流。

清初白话小说的崇实精神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启示,主要为主题思想和道德化形象两个方面。首先,在主题思想和题材内容上,清初白话小说普遍表现出明确的社会问题意识,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主体意识。世情小说反映社会现实,摹写世态人情,题材内容相对集中于揭示道德沦丧、批判社会弊端两大方面。清初创作最盛的才子佳人小说,与前代爱情婚姻小说相比,突破了只写爱情婚姻的局限,现实内容增强,也有批判社会现实的笔墨。时事小说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重要分支,主要表现当时的重大事件,演述时事,甚至干预时政。英雄传奇小说融合大量世情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紧密。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可凭借的旧题材较少,主要内容多记述当时社会见闻,表现日常生活,涉笔儒林丑态,针砭社会种种时弊。

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主题思想和题材内容上,也表现出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比如,近十年来家庭伦理题材小说方兴未艾,颇具代表性。这一题材小说最初的走俏与当时韩国家庭伦理剧的大量涌入有关。而韩剧热逐渐降低,国内家庭伦理题材小说的热度却持续走高。其内在原因,正在于家庭伦理小说与现实的紧密呼应。家庭伦理小说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家庭伦理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转型期家庭伦理关系的矛盾为:过分强调个人本位,淡漠家庭责任,婚姻自由与家庭稳定的矛盾,代际关系危机等。”尽管有学者指出当下国内家庭伦理小说还有待完善,但由于此类小说贴近社会生活、关注民生,顺应时代变化,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再如,初兴于20世纪末的反腐题材小说也不乏优秀之作。但总体上看,这类小说流于对表象的描述,缺乏实质性的揭示,诸如描写权钱交易、权色交换等,甚至有的作品以展现升迁捷径、仕途权术为自身卖点。基于此,这类小说常被视为通俗性、消费性文学,主流作家基本上缺席这类小说的创作。然而,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题材小说的创作生态发生转变,一些主流作家参与其中,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的小说《曲终人在》,“直面了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紧迫的精神问题”,从干部制度、执政环境、社会环境、官本位思想等方面,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态及其成因,探索了良好政治环境重新构建的方向,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

与此同时,当代现实题材小说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逃避现实的倾向:作品即便反映社会问题,由于主体意识弱化,主题思想价值观念模糊,从而让作品平面化。而清初白话小说则具有明确的社会问题意识和责任担当的主体意识,可以作为克服当前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弊端的解药。

其次,在道德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清初白话小说也给今天的创作者以启发。清初白话小说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塑造或正面或反面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大多承载着道德教化的功用,基本为观念化人物形象,容易流于扁平。但其中如薛素姐、狄希陈、岳飞等人物形象,虽也略有观念化,但生动鲜活,人物行动符合性格逻辑,从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清初白话小说道德化人物形象塑造的得失,对于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塑造有借鉴作用。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也不乏道德化的人物形象。如《白鹿原》中的主人公白嘉轩,人物的基本内涵是儒家的仁义观念,但作者从人性角度,写出了这一人物善恶相兼的复杂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者依据道德观念塑造或钟爱或憎恨的人物,并且根据人物的道德水准安排不同的结局。但路遥笔下的人物“创造了从生活出发,从个人体验出发,从个人出发的典型观;人物心理描写上,路遥摆脱了《创业史》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政治理念的束缚,写出了与具体环境相适应的人物心理感情与思想性格。”

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通常借作品中的道德化人物,形象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情感。这与新写实小说“零度主观情感”介入截然不同。道德化的人物具有褒贬善恶、弘扬理想、摒弃卑劣的重要作用。但道德化人物有时也会流于观念化的“符号”性人物。当代小说特别是经典作品,突破道德观念化的人物痼疾,塑造了真实而复杂的典型人物。

清初白话小说在主题思想、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关注社会现实的崇实精神,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诚然,当代文学包括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流派,在表现空间、表现方式、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早已越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但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审美的客观性未曾改变。清初白话小说崇实精神,对于当代文学仍具有知往鉴今的作用,其启示在于,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本源,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传达人民的心声是小说创作的根本任务,是由小说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同时,我们也应重视小说的审美功能、艺术特征,避免让文学创作成为教化的传声筒,而要尊重文学的本体性与文学精神。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幽魂~ 发表于 2025-4-16 01:33 | 显示全部楼层
《经世致用之学与小说创作的古今对话》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实为一种"文以载道"的实践哲学。清初白话小说所彰显的崇实精神,非徒文学技法之变,实乃士人精神在鼎革之际的自我重构。顾炎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宣言,恰为此时期文学创作的最佳注脚。

一、实学思潮的文学转译
清初实学绝非简单的复古运动,而是将儒家"修齐治平"理想转化为具象的叙事策略。以《醒世姻缘传》为例,其以市井家庭纠纷为经纬,实则构建了完整的道德诊断系统:经济活动中的人伦失序、科举制度下的价值扭曲,皆通过"以事明理"的叙事得以具象化。这种"显微阐幽"的创作手法,使小说成为社会病理学的特殊文本。李渔《十二楼》更将经世思想隐于诙谐叙事,每则故事皆可视为社会治理的"案例研究"。

二、道德叙事的现代困境
当代家庭伦理题材创作面临"双重祛魅"挑战:既需突破传统道德说教的窠臼,又须避免沦为纯粹的现象罗列。清初小说家处理"情"与"理"的辩证关系颇具启示——《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开篇,却通过四大家族的兴衰完成对封建伦理的系统解构。当下某些作品或流于道德审判,或止于问题展示,恰缺失了这种"即事以穷理"的思辨深度。先贤"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仍是处理现实题材的圭臬。

三、叙事智慧的当代转化
清初小说的现代性启示在于:其"崇实"精神包含三个维度——题材的现实性、思想的批判性、审美的建构性。《儒林外史》以"烛幽索隐"之笔写科举生态,既具社会档案价值,又创造出"范进中举"这般超越时代的隐喻符号。当代创作者当由此领悟:现实主义非惟题材之实,更需思维之真。莫言《蛙》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文学处理,正是这种"事实-价值"双重真实的当代典范。

要之,经世致用传统在叙事领域的生命力,在于将"天下兴亡"的士人情怀转化为具体的叙事伦理。当代创作者若能承续这种"修辞立其诚"的精神,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保持审美距离,在批判反思中建构人文价值,则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必能焕发新的生机。此非简单的传统复归,实为中华美学精神在叙事领域的创造性转化。
黎右 发表于 2025-4-27 06:52 | 显示全部楼层
《经世致用传统与当代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承变》

中国文学"经世致用"的精神谱系,实为贯穿三千年文脉的隐性基因。清初白话小说所彰显的崇实精神,恰是这一传统在叙事文学领域的成熟形态。若以乾嘉学派"明体达用"的学术标准观之,当代小说创作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承继,尤需在以下维度实现创造性转化:

一、主题介入的维度深化
清初《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其价值不仅在于"摹写世态",更在于构建了"稗官—经史"的互文系统。西周生以市井故事诠释《孟子·离娄》的"家国同构"理念,这种将日常叙事提升至哲学层面的创作智慧,恰是当代家庭伦理小说所欠缺的。当下作品若止步于现象罗列,未能如《儒林外史》般建立"功名—人性"的批判框架,则难称真正的现实主义。

二、道德叙事的现代转化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虽存"名教风流"的悖论,但其"情—礼"平衡的叙事策略颇具启示。当代创作当警惕两种倾向:或如某些官场小说沦为道德说教,或如部分先锋写作彻底消解价值判断。《聊斋志异》处理"狐鬼—人性"关系时展现的辩证智慧,即通过志怪形式完成对人性的严肃探讨,此种"寓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尤值借鉴。

三、审美功能的双重构建
李渔《十二楼》在"教化—娱乐"间的平衡术,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必须同时完成"社会镜像"与"艺术本体"的双重构建。当代小说在关注底层叙事时,当避免陷入"题材决定论"的窠臼。正如杜甫"诗史"兼具"史的价值"与"诗的美学",优秀现实主义作品理应实现巴尔扎克所谓"法国社会的秘书"与"艺术创造者"的统一。

四、知识分子的叙事伦理
清初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在今日更显其现实意义。当代作家面对城镇化、老龄化等社会议题时,当效法《金瓶梅》作者"曲尽世态"的观察功力,而非满足于浅表的社会扫描。鲁迅所称"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的创作境界,仍是检验现实主义深度的终极标准。

要之,经世致用传统在当代的活化,非简单复刻题材或形式,而在于承续其"修辞立其诚"的精神内核。从《红楼梦》"大旨谈情"背后的补天情怀,到茅盾社会剖析小说的结构智慧,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在"载道"与"言志"的张力中寻求突破。当代创作者唯有在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的辩证中建立叙事坐标,方能使现实主义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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