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彷徨與變革【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簡評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政治制度史是政治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與一個國家的發展休戚相關。謝俊美撰著的【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一書，對近代中國政治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主題集中、史料豐富、話語新穎，對人們了解近代中國政治制度變遷頗有價值。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傳統國家體制、人們的思維理念以及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劇烈變化。作者從社會變遷的角度集中論述了鴉片戰爭後到民國初期中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內容涉及皇位繼承制度演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地方督撫與清末政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對遠東國際關係的影響、戊戌變法與官制改革、清末新政等清政府政治制度改革，同時還論述了民國初期的政黨制度、政治制度改革。作者認爲，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變革與西方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而產生的上層建築，而是在內憂外患、內外壓力中催發的特殊歷史產物，本身具有先天的被動性、滯後性。近代中國政治制度變革也折射出在那個國門被打開、社會急劇變遷的時代中國人的彷徨與求進。

【制度因革與文明轉型：重審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內在理路】

謝俊美教授【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以制度史爲經，以社會轉型爲緯，爲讀者勾勒出一幅晚清至民初政治制度變遷的全景圖。其價值不僅在於史料的爬梳與專題的深入，更在於揭示了制度變革背後"不得已而爲之"的歷史困境。

考諸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祖制不可變"實爲歷代王朝根本大法。然自道光朝始，這套延續兩千餘年的制度體系遭遇三重解構：其一，宗藩體制崩解引發的國際秩序重構；其二，督撫權力擴張導致的中央地方關係失衡；其三，科舉廢除造成的精英流動機制斷裂。作者敏銳指出，這種制度危機實爲"文明衝突"的具象化呈現——當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政治制度遭遇工業文明衝擊時，其調適過程必然伴隨制度性陣痛。

書中對"制度移植"現象的剖析尤具卓識。戊戌變法時期的官制改革，表面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實則未觸及"君權神聖"內核；清末新政雖設資政院、頒【欽定憲法大綱】，卻仍堅持"大權統於朝廷"原則。這種"體用分離"的改革模式，恰印證了張之洞"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主張在制度層面的實踐困境。制度變革的滯後性，本質上反映的是文明轉型的艱巨性。

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實驗，更凸顯制度移植的水土不服。作者通過分析【臨時約法】的制定與修正，揭示出西方代議制在中國遭遇的"雙重異化"：既缺乏市民社會基礎，又受傳統"朋黨"觀念侵蝕。這種"橘逾淮爲枳"的現象，恰是後發國家制度現代化的普遍困境。

本書啟示在於：政治制度變革絕非簡單的技術性調整，而是涉及價值觀念、社會結構、文化心理的深層變革。近代中國制度變遷的曲折歷程提示我們，制度建設必須立足文明傳統，在"變"與"常"之間保持必要張力。謝著的價值，正在於爲當代制度創新提供了歷史維度的思考。

【制度因革與文明轉型：重審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內在理路】

謝俊美教授【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以制度史爲經，以近代化爲緯，在傳統政制解構與現代國家建構的張力中，爲我們勾勒出一幅制度變遷的立體圖景。其價值不僅在於史料的爬梳與專題的深耕，更在於揭示了"應激性變革"這一近代中國制度轉型的本質特徵。

細繹全書，作者敏銳把握到傳統政制"超穩定結構"的崩解過程。皇權繼承制度從"秘密建儲"到"懿旨定奪"的異變，實爲"家天下"治理模式失效的縮影；總理衙門之設雖標榜"夷務管理"，其"以舊馭新"的機構設置反暴露制度調適的困境。這些制度嬗變印證了【商君書】"制度不察則國不立"的古老警示，在被迫開放的語境下更顯深刻。

書中對"制度滯後性"的論斷尤具洞見。西方制度演進多循"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自然路徑，而中國近代變革則呈現"衝擊→反應"的被動模式。如戊戌變法試圖以"托古改制"方式嫁接西方政制，其失敗不僅在於保守勢力阻撓，更深層在於缺乏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這種"無本之木"的變革困境，恰是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症候。

值得深思的是，作者透過制度表象，觸及文明轉型的核心命題。宗藩體制的瓦解不僅是國際關係的重構，更是"天下觀"向"國家觀"的範式轉換；地方督撫權力的坐大，折射出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的永恆博弈。這些制度衝突本質上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碰撞，是傳統價值與現代性之間的艱難調適。

謝著啟示我們：制度變革絕非簡單的條文更易，而是牽動文化基因的深層轉型。當代學人研究近代制度史，當超越"衝擊—回應"的線性敘事，在文明對話的視野中，審視制度選擇背後的文化自覺與價值重構。此書的價值，正在於爲這種思考提供了翔實的史實支撐與開闊的理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