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彷徨与变革《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简评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政治制度史是政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休戚相关。谢俊美撰著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主题集中、史料丰富、话语新颖，对人们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颇有价值。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国家体制、人们的思维理念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作者从社会变迁的角度集中论述了鸦片战争后到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内容涉及皇位继承制度演变、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地方督抚与清末政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戊戌变法与官制改革、清末新政等清政府政治制度改革，同时还论述了民国初期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改革。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与西方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产生的上层建筑，而是在内忧外患、内外压力中催发的特殊历史产物，本身具有先天的被动性、滞后性。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也折射出在那个国门被打开、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中国人的彷徨与求进。

《制度因革与文明转型：重审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内在理路》

谢俊美教授《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以制度史为经，以社会转型为纬，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晚清至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全景图。其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爬梳与专题的深入，更在于揭示了制度变革背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困境。

考诸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祖制不可变"实为历代王朝根本大法。然自道光朝始，这套延续两千余年的制度体系遭遇三重解构：其一，宗藩体制崩解引发的国际秩序重构；其二，督抚权力扩张导致的中央地方关系失衡；其三，科举废除造成的精英流动机制断裂。作者敏锐指出，这种制度危机实为"文明冲突"的具象化呈现——当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遭遇工业文明冲击时，其调适过程必然伴随制度性阵痛。

书中对"制度移植"现象的剖析尤具卓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官制改革，表面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则未触及"君权神圣"内核；清末新政虽设资政院、颁《钦定宪法大纲》，却仍坚持"大权统于朝廷"原则。这种"体用分离"的改革模式，恰印证了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主张在制度层面的实践困境。制度变革的滞后性，本质上反映的是文明转型的艰巨性。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实验，更凸显制度移植的水土不服。作者通过分析《临时约法》的制定与修正，揭示出西方代议制在中国遭遇的"双重异化"：既缺乏市民社会基础，又受传统"朋党"观念侵蚀。这种"橘逾淮为枳"的现象，恰是后发国家制度现代化的普遍困境。

本书启示在于：政治制度变革绝非简单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涉及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的深层变革。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曲折历程提示我们，制度建设必须立足文明传统，在"变"与"常"之间保持必要张力。谢著的价值，正在于为当代制度创新提供了历史维度的思考。

《制度因革与文明转型：重审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内在理路》

谢俊美教授《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以制度史为经，以近代化为纬，在传统政制解构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张力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制度变迁的立体图景。其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爬梳与专题的深耕，更在于揭示了"应激性变革"这一近代中国制度转型的本质特征。

细绎全书，作者敏锐把握到传统政制"超稳定结构"的崩解过程。皇权继承制度从"秘密建储"到"懿旨定夺"的异变，实为"家天下"治理模式失效的缩影；总理衙门之设虽标榜"夷务管理"，其"以旧驭新"的机构设置反暴露制度调适的困境。这些制度嬗变印证了《商君书》"制度不察则国不立"的古老警示，在被迫开放的语境下更显深刻。

书中对"制度滞后性"的论断尤具洞见。西方制度演进多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自然路径，而中国近代变革则呈现"冲击→反应"的被动模式。如戊戌变法试图以"托古改制"方式嫁接西方政制，其失败不仅在于保守势力阻挠，更深层在于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无本之木"的变革困境，恰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症候。

值得深思的是，作者透过制度表象，触及文明转型的核心命题。宗藩体制的瓦解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重构，更是"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范式转换；地方督抚权力的坐大，折射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永恒博弈。这些制度冲突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是传统价值与现代性之间的艰难调适。

谢著启示我们：制度变革绝非简单的条文更易，而是牵动文化基因的深层转型。当代学人研究近代制度史，当超越"冲击—回应"的线性叙事，在文明对话的视野中，审视制度选择背后的文化自觉与价值重构。此书的价值，正在于为这种思考提供了翔实的史实支撑与开阔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