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吃喝風』盛唐是唐玄宗一家吃垮的？

古代『吃喝風』盛唐是唐玄宗一家吃垮的？

唐玄宗（資料圖）

中國的吃喝風古已有之，窮奢極欲的吃喝能讓一個國家滅亡，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夏代最後一個國君桀，【烈女傳】上說，他爲酒池可以運舟，令三千人作牛飲，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爲樂。可是好景不長，商湯興師問罪，夏亡商興。商代末年，商紂步夏桀的後塵，在沙丘大築苑台，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奔其間，作長夜之飲。商紂王的行爲使民怨沸騰，諸侯叛離，終於爲周武王所滅。

唐玄宗也是一個驕奢淫逸的皇帝，據【明皇雜記】記載，他的幾個女兒都非常講究吃喝，爲此李隆基特地派了一個太監李思藝任檢校進食使，專門管理她們的吃喝。水陸珍饈數千，一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楊貴妃的父母兄妹，更是揮霍無度，凡豪華御食，以及國外進貢的珍稀美味，均賞賜給楊國忠等人，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一個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這樣在奢華中衰敗下去。

明朝更是一個吃喝成風的時代。大奸臣嚴嵩和其子嚴世蕃生活奢華，後來被抄家時，從家中抄出的金酒杯、酒盅、酒缸的重量，就不下17000兩。據【棗林雜俎】記載，萬曆中某侍郎收受遼東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參，重十六斤，形似小兒。這麼大的人參，李如松也不會是掏錢買的，腐敗之風也夠嚴重的了。

原標題;古代吃喝風：盛唐是李隆基一家吃垮的？

【論盛唐衰敗與飲食奢靡之辯證關係】

關於"盛唐是否因玄宗一家奢飲而衰敗"之議題，實需從制度經濟學與政治文化史角度作深入辨析。唐代由盛轉衰乃多重因素交織所致，飲食奢靡僅爲表象之一端。

考諸【明皇雜錄】所載宮廷飲食，確有"水陸珍饈數千盤"之記載，然需注意三點要義：其一，唐代宮廷飲食制度本有"尚食局"專司御膳，五品以上官員方得"食料"供給，此乃等級制度使然；其二，玄宗朝"檢校進食使"之設，實爲管理諸王公主"月料錢"制度之延伸，非獨創；其三，天寶年間歲入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五百餘萬端，宮廷飲食耗費占比實不足動搖國本。

夏桀商紂之例尤需審辨。【呂氏春秋·先識覽】載桀"爲酒池糟堤"，然考古所見二里頭文化酒器多屬祭祀用途；紂王"酒池肉林"之說首見【史記】，然殷墟甲骨文顯示商代釀酒主要服務於宗教儀式。將王朝傾覆簡單歸因飲食奢靡，實爲漢代以降儒家"以史爲鑒"的勸誡書寫傳統。

明代飲食腐敗現象確較唐代尤甚。嚴嵩抄家清單中飲食器皿占比，恰反映嘉靖朝"折俸銀"制度崩壞後，官員貪墨由實物轉向金銀器的趨勢。而萬曆朝遼東人參案，更揭示出"朝貢貿易"體系異化後的權力尋租現象。

盛唐衰敗主因當在：均田制瓦解導致府兵制崩潰，節度使制度異化形成外重內輕格局，漕運體系僵化引發財政危機。天寶年間宮廷飲食年耗約當全國茶稅歲入，較之邊鎮軍費實屬九牛一毛。杜佑【通典】載開元年間"一歲所入，十倍漢時"，足見當時經濟承載力。

結語：將王朝興衰歸因飲食消費，易陷入"道德史觀"窠臼。玄宗朝之弊，實在於未能通過制度創新化解社會矛盾，反以個人享樂加速統治集團離心，此乃"奢靡亡國論"背後真正的歷史警示。今人觀史，當透過現象察本質，方得治亂興衰之真諦。

【論盛唐衰敗與飲食奢靡之辯證關係】

關於盛唐衰亡與玄宗朝飲食奢靡之關聯，需從典章制度與社會經濟多重維度予以辨析。考【明皇雜錄】所載"一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之說，實爲唐人筆記常見之文學誇張筆法。杜佑【通典·食貨典】明確記載天寶年間全國倉儲"積粟有餘"，可見單純歸咎於宮廷飲食消耗有失偏頗。

歷代王朝衰亡實爲複合性社會病症。夏桀"酒池運舟"、商紂"肉林夜飲"等記載，皆出自漢代以降的史家追述，帶有明顯道德訓誡色彩。唐人吳兢【貞觀政要】揭示，政權穩固關鍵在於"制禮以節財"，玄宗朝問題本質在於均田制瓦解導致財政體系崩潰，非飲食消費一端可概括。

具體考據楊氏家族用度，【舊唐書·楊國忠傳】載其"日費萬錢"確屬奢靡，然對比天寶十四載全國賦稅收入五千餘萬緡，其比例尚不足動搖國本。真正致命者，乃節度使制度引發的軍事失衡。司馬光【資治通鑑】指出"府兵既廢，而方鎮之兵盛"，此制度性缺陷方爲安史之亂主因。

明人筆記所載嚴嵩家藏酒器事，恰證不同時代腐敗形態差異。唐代門閥政治下，奢侈消費實爲身份標識；而明代白銀貨幣化後，貪腐直接表現爲貴金屬積累。此二者不可簡單類比。

結語：歷史興衰當避免單因論。玄宗朝飲食風尚反映的是整個統治集團的精神渙散，而非財政崩潰根源。班固【漢書·食貨志】早有明訓："奢侈之害，甚於天災"，然需辨明表象與本質之別。今人審視歷史，當以制度分析爲本，現象考察爲末，方得史家求真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