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吃喝风”盛唐是唐玄宗一家吃垮的？

古代“吃喝风”盛唐是唐玄宗一家吃垮的？

唐玄宗（资料图）

中国的吃喝风古已有之，穷奢极欲的吃喝能让一个国家灭亡，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夏代最后一个国君桀，《烈女传》上说，他为酒池可以运舟，令三千人作牛饮，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可是好景不长，商汤兴师问罪，夏亡商兴。商代末年，商纣步夏桀的后尘，在沙丘大筑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间，作长夜之饮。商纣王的行为使民怨沸腾，诸侯叛离，终于为周武王所灭。

唐玄宗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皇帝，据《明皇杂记》记载，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究吃喝，为此李隆基特地派了一个太监李思艺任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挥霍无度，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均赏赐给杨国忠等人，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一个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下去。

明朝更是一个吃喝成风的时代。大奸臣严嵩和其子严世蕃生活奢华，后来被抄家时，从家中抄出的金酒杯、酒盅、酒缸的重量，就不下17000两。据《枣林杂俎》记载，万历中某侍郎收受辽东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参，重十六斤，形似小儿。这么大的人参，李如松也不会是掏钱买的，腐败之风也够严重的了。

原标题;古代吃喝风：盛唐是李隆基一家吃垮的？

《论盛唐衰败与饮食奢靡之辩证关系》

关于"盛唐是否因玄宗一家奢饮而衰败"之议题，实需从制度经济学与政治文化史角度作深入辨析。唐代由盛转衰乃多重因素交织所致，饮食奢靡仅为表象之一端。

考诸《明皇杂录》所载宫廷饮食，确有"水陆珍馐数千盘"之记载，然需注意三点要义：其一，唐代宫廷饮食制度本有"尚食局"专司御膳，五品以上官员方得"食料"供给，此乃等级制度使然；其二，玄宗朝"检校进食使"之设，实为管理诸王公主"月料钱"制度之延伸，非独创；其三，天宝年间岁入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五百余万端，宫廷饮食耗费占比实不足动摇国本。

夏桀商纣之例尤需审辨。《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桀"为酒池糟堤"，然考古所见二里头文化酒器多属祭祀用途；纣王"酒池肉林"之说首见《史记》，然殷墟甲骨文显示商代酿酒主要服务于宗教仪式。将王朝倾覆简单归因饮食奢靡，实为汉代以降儒家"以史为鉴"的劝诫书写传统。

明代饮食腐败现象确较唐代尤甚。严嵩抄家清单中饮食器皿占比，恰反映嘉靖朝"折俸银"制度崩坏后，官员贪墨由实物转向金银器的趋势。而万历朝辽东人参案，更揭示出"朝贡贸易"体系异化后的权力寻租现象。

盛唐衰败主因当在：均田制瓦解导致府兵制崩溃，节度使制度异化形成外重内轻格局，漕运体系僵化引发财政危机。天宝年间宫廷饮食年耗约当全国茶税岁入，较之边镇军费实属九牛一毛。杜佑《通典》载开元年间"一岁所入，十倍汉时"，足见当时经济承载力。

结语：将王朝兴衰归因饮食消费，易陷入"道德史观"窠臼。玄宗朝之弊，实在于未能通过制度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反以个人享乐加速统治集团离心，此乃"奢靡亡国论"背后真正的历史警示。今人观史，当透过现象察本质，方得治乱兴衰之真谛。

《论盛唐衰败与饮食奢靡之辩证关系》

关于盛唐衰亡与玄宗朝饮食奢靡之关联，需从典章制度与社会经济多重维度予以辨析。考《明皇杂录》所载"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之说，实为唐人笔记常见之文学夸张笔法。杜佑《通典·食货典》明确记载天宝年间全国仓储"积粟有余"，可见单纯归咎于宫廷饮食消耗有失偏颇。

历代王朝衰亡实为复合性社会病症。夏桀"酒池运舟"、商纣"肉林夜饮"等记载，皆出自汉代以降的史家追述，带有明显道德训诫色彩。唐人吴兢《贞观政要》揭示，政权稳固关键在于"制礼以节财"，玄宗朝问题本质在于均田制瓦解导致财政体系崩溃，非饮食消费一端可概括。

具体考据杨氏家族用度，《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其"日费万钱"确属奢靡，然对比天宝十四载全国赋税收入五千余万缗，其比例尚不足动摇国本。真正致命者，乃节度使制度引发的军事失衡。司马光《资治通鉴》指出"府兵既废，而方镇之兵盛"，此制度性缺陷方为安史之乱主因。

明人笔记所载严嵩家藏酒器事，恰证不同时代腐败形态差异。唐代门阀政治下，奢侈消费实为身份标识；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后，贪腐直接表现为贵金属积累。此二者不可简单类比。

结语：历史兴衰当避免单因论。玄宗朝饮食风尚反映的是整个统治集团的精神涣散，而非财政崩溃根源。班固《汉书·食货志》早有明训："奢侈之害，甚于天灾"，然需辨明表象与本质之别。今人审视历史，当以制度分析为本，现象考察为末，方得史家求真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