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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徐梵澄的“孔学”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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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道化 发表于 2016-5-14 2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徐梵澄的“孔学”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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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古微》(“2015中国好书”入选图书),徐梵澄著,李文彬译,孙波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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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先生

述介徐梵澄先生的文字是很难的工作,更遑论评说。

《孔学古微》1966年序定于印度琫地舍里,今由青年学者李文彬译就。应该肯定译者和校者的用心与学力,庶几将梵澄的謦欬与气息传映于字里行间了。不过,也正因着简明而亲切,读者在从容愉心的阅读中,或有可能忽略内里的深邃识见和普遍理念。而发觉这些思想“宝什”且表述全面,实为不易。这里只能依拙力所及,概述一二。

很显然,梵澄诠解“孔学”,亦是贯穿着他“一生所治”的精神哲学。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认知,认为儒学的本质是“世俗”的,抑或仅为一些“道德训诫或行为原则”。对于这种肤浅的误解,梵澄告知,“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而且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孔学古微》之《序》6页,后下简称《孔学》)。——这段文字极为关键,它几乎浓缩了精神哲学视域内之儒学的所有根本要件。

梵澄语境中的“精神性”,并非悬浮空挂的孤立概念,而是诸要点彼此发明的思想有体或曰理脉网络(这是阅读时特需注意的)。就基点而言,则在形上与历史,而历史又是理论的出发点。故此,他以“极具精神性”来确定儒学本质时,首先对传统的或曰前现代的中国历史,下了一个似乎绝对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孔学》之《序》3页)

这论断放置今日,定会招来各样异见。然而,梵澄自有一番理路。他认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充满着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共通特征则是,在最艰难无助的时刻,会有希望之“光”的出现。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Ava⁃tar)”,中国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这当然不可用“英雄史观”或“轻视人民”之类做浅表的理解,因为它内涵一深刻的看法:历史是人的创造,何样之人书写何样历史;无论民族或个体皆不脱此律。其实,康德所言的“理想的哲学家”,弗洛伊德将犹太民族先知摩西称为“表现人之本质的类型”的“同命运搏斗的英雄”,都近似于这样的历史观。梵澄将此种史观视为“古老的理论”,不过,就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古老”何尝不是恒久“常新”的真理!“圣人”的重要作用,就是范导历史。梵澄引用“神圣母亲”的话说:“在永恒的变是之中,每一位降世应身都是未来更加完美之实现的宣告者和前行者”(《孔学》之《序》7页)。

那么,圣人以何者来范导历史呢?答曰:以“精神性”。梵澄认为室利·阿罗频多的定义值得体味:“神圣圆成永远在我们之上;但是精神性的含义是要人在知觉性中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并于内中和外部都生活在神圣生命之中;赋予这个词的所有次要含义都是拙劣和不实的。”(《孔学》之《序》7页)这里核心概念是“神圣性”。明确说,“神圣性”即“精神性”。毋庸置疑,梵澄对阿氏有着深度的理解。“神圣性”在梵澄的语境中,被诠释为动词性的“文化”。在将宇宙视为一有机大生命体的意义上,“神”(divini⁃ty)就成为有着“天道”源头的“人性中的菁华”,而“精神性”的人不过是将这“菁华”圆成完善而已。从这个视角来说,“精神”又是“文化了”的过程。因此,梵澄说,关于“精神”的物理或人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高度发展和文化了的生命,也可视为文化本身”(作为动词性的“文化”,《孔学》多处涉及,如76页、172页)。又说,“文化”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依照人性中的菁华而使人转化和完善”,正是在个层面,“文化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具神性”(《孔学》之《序》11页)。

这个论说触涉到“存在意义”的深层问题。为此,梵澄特别对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仁”作出具有形上高度的诠释。经过比勘梳理,他认为将“仁”描述为“神圣之爱”或“精神之爱”非常接近原意。就价值源头而言,它表示“天地之心”,意味“宇宙的大和谐以之显现和遍漫”;从人的“存在”而论,它包含着各种善,“如平和,非暴力,慈爱,善行,同情,博爱”等许多美德。总之,“仁”在上,亦在内,“是宇宙存在的根柢”。由此可见“仁”的神圣义和庄严义。(《孔学》48页,49页)

“存在”意义上的“仁”,乃为人以及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生命原则。故而梵澄举史料,言明儒家文化之精神,如“一日不可离之稻谷”那样重要,且简易可行,因为“作为宇宙原则,仁离我们不远。人在转念之间,就可以拒绝冷漠枯燥的生活,付出并得到爱,只要人觉醒于仁,仁便就在眼前了”(《孔学》49页)。

还需作一提问:儒家的理想如何可能实现于现实之中呢?梵澄认为儒家的思路有着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即居于最上层的主政者必须是“在知觉性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或曰“精神性”的君子,“从最上层开始,直接在皇室中产生影响,然后如旱季的雨云,笼罩整个国家,将甘露洒满大地。面对数量巨大的人口,这可能是最直接和最简易的方法”。据此,他借“球形”之喻,说明主政者居于“球心”,他们的任何决策作为,发到“球面”,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参见《孔学》十二章)

对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儒家理想,梵澄绝不将其降低层次。因为在他看来,“精神之爱并非指向一两个人,而是指向宇宙中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如果放弃“大同”理想,那么,“福祉”就会成为少数人群或权贵阶层的特权,“而人类的救赎或社会的进步就只能是空谈了”(《孔学》176页)。指向“所有的人和事物”,意味着必须尊重每一生命个体之特有的存在及成长的权利,即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育而不相害”;任何人都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所有人的特权,梵澄谓之:“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大道”。(《孔学》之《序》10页)

当今,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大端有两说,一是“复兴”,二是“制度化”。如果静心读进去,《孔学》或许会颠覆这些外在的想法:不是儒学需要我们“复兴”,而是我们需要从儒学中汲取解决困境的智慧;并非儒学需要“制度化”,而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精神化”的人,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才有希望。

徐梵澄先生的《孔学古微》内涵丰富而深邃,有限的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然而,我毕竟在他的娓娓道来之中,听到了久违的古典“乡音”。

向亦 发表于 2025-4-2 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精神性的幽光:徐梵澄儒学诠释中的形上维度

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中提出的"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这一论断,实为对现代儒学诠释中物质主义倾向的有力反拨。此论绝非简单地将儒学宗教化或神秘化,而是揭示出儒家思想中那个被长期遮蔽的形上维度——一种既超越又内在的精神品格。徐梵澄以其贯通中西印的学术视野,将儒学置于精神哲学的宏大语境中重新诠释,使我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得以突破世俗伦理的窠臼,窥见其更为深邃的精神内核。

徐梵澄所言儒学的"精神性",首先体现在其形上基础的坚实性上。儒家思想中的"天"、"道"、"仁"等核心概念,绝非仅止于道德规范的集合,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形上体系。"天"作为超越性存在,赋予儒家思想以终极依据;"道"作为普遍法则,为人类行为提供形而上的指导;"仁"作为本体性存在,则是天人合一的枢纽。这种形上建构使儒学超越了单纯的伦理教导,成为一种具有深度精神内涵的思想体系。徐梵澄敏锐地把握到,正是这种精神性维度,使儒学能够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其生命力,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

在方法论层面,徐梵澄对儒学的诠释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特征。他拒绝将儒学割裂为孤立的道德训条或行为准则,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诸要点彼此发明的思想有体"。这种整体观照的方式,使徐梵澄能够穿透儒家经典的表层文字,把握其内在的精神脉络。在他看来,儒学的精神性不仅体现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形上表述中,也蕴含于《论语》日常对话的微言大义里;既彰显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宏大叙事,也流露于程朱"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中。这种整体性的诠释方法,避免了现代儒学研究中常见的碎片化倾向,恢复了儒家思想作为完整精神体系的本真面貌。

徐梵澄将儒学定位为"极具精神性"的思想体系,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普遍将儒学简化为封建道德或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徐梵澄的诠释无疑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努力。他揭示出儒学中那个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永恒维度——一种关于人的精神完善和宇宙终极意义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构成了儒家传统的核心,也为现代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徐梵澄对儒学精神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对抗现代性带来的意义危机的一种尝试,他试图在儒家传统中寻找能够回应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思想资源。

徐梵澄对儒学精神性的诠释,也体现了他独特的中西比较视野。他将儒家"圣人"观念与印度"降世应身"(Avatar)概念相类比,并非简单的比附,而是揭示出不同文明对精神超越性的共同追求。这种比较不是消解儒学的独特性,而是在更广阔的文明对话中凸显儒家精神传统的普遍价值。徐梵澄通过这种跨文化的诠释,既避免了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又防止了盲目的西方中心主义,为儒学的现代诠释开辟了一条中道之路。

徐梵澄对儒学精神性的诠释,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祛魅的现代世界中,如何重建精神生活的崇高性?他将儒学视为一种精神哲学,实际上是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既植根于传统又面向未来的精神路径。这条路径既不同于宗教的超越之路,也有别于世俗的物质主义,而是一种在日用伦常中实现精神超越的中道。徐梵澄的儒学诠释提醒我们,儒学的现代意义不仅在于其具体的道德规范,更在于它所代表的那种整全的生活方式——一种将形上追求与形下实践融为一体的生命智慧。

《孔学古微》的价值,正在于它超越了将儒学工具化的狭隘视角,恢复了其作为精神传统的本真面貌。徐梵澄的工作启示我们,对儒学的理解必须突破世俗与超越的二元对立,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这一论断,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指引——它指向一种可能的精神复兴,一种在现代化条件下重新激活传统智慧的思想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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