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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讀錢穆先生書，不免會費心琢磨他一再強調的寫通史要一條線通貫而下的一條線指的是什麼？【國史大綱】以社會經濟、 政治制度、 學術思想為三項基本歷史事態，他又常常有學術指導政治，政治轉移社會一類的歷史表述與講演提示。我覺得，學術指導政治，政治轉移社會這句話，頗能揭示他所理解的三項基本歷史事態之間的相互關聯，頗可指示他那一條線的內在邏輯，反映他的史觀。
錢穆強調的通史『一條線』是什麼？
錢穆與【國史大綱】 以文化為基準的民族意識 首先，最值得指出的一點，是他在中國近代史論述中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而這種民族意識又是以文化為基準的，可以叫做以文化為基準的民族意識。 我們不妨從其歷史書寫或歷史表述的關鍵詞入手。如果要精選錢氏史學的核心觀念或關鍵詞，而且只限於一兩個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舉出他的一本書的書名【民族與文化】。 【國史大綱】有云： 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 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 不煩再有所徵引，也無需乎更多的解釋。這幾句話，足以說明民族文化這兩個概念及其組合名詞民族文化之內涵、相互關係及其在錢氏史學中的位置與意義。與一般對歷史表述漠不敏感的人完全不同，他很清楚： 民族一語，乃是近代譯自西方。今人用文化二字，亦由西方語轉譯而來。同樣鮮明的是，錢氏講民族文化充滿了中國的人文精神。 這可以從錢穆對中國歷史上的非漢族政權之史見來看。在錢的中國史框架內，有兩個全面主宰中原的異族政權。蒙古之入主，是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他用暴風雨之來臨這一作為整個元代之部的總章題概括了它對中國史的意義。滿洲入主，為史上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所謂再建，顯然是繼蒙元之後的第二次。稍有歷史感的讀者，或會歸咎於錢氏拘泥於晚清種族革命的成見過甚。經過五族共和意識的洗禮、又受到民族政策教育後的讀者，難免不作此想。更為細心的讀者，會往時代背景方面去推論，處於烽火連天的抗戰時代，古典即是今事，日本人當年不是魂牽夢繞於蒙元滿清的所作所為而亟亟期以自代嗎？我們讀他詳敘明末漢奸引清人入關的史實，好像就是針對着當時在中華大地的日本的走狗而發的。我認為上述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於【國史大綱】中，但僅此絕不足以充分了解錢先生的史識，這就需要深入體會其批評的着眼點所在了。在此不作詳細討論，只能略舉數事以為說明。錢穆強烈批評蒙元政治上之顯分階級，一切地位不平等（依種類分四等： 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和社會等級森嚴：大概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卻貴族軍人外，做僧侶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又次是獵戶與農民。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不過，與其說他在嚴厲控訴種族壓迫的殘酷，不如說是重在揭示中國史在社會政治文化演進過程中的倒退。徒恃其武力之優越而並不重視其文治，使漢唐時代之政治文明在暴力衝擊下只成為此下中國人的魂夢，而社會階級等級之嚴判，也只成為唐宋以降社會日趨平民化平等化大趨勢下的逆流。只要再將之上比錢氏對北魏孝文帝虛心接納中國文化銳意改革的禮讚，就更可知作如此評判的苦心了。 批評激進革命而又力反全盤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觀 錢穆中國近代史論述的第二個鮮明特色，是他堅持批評激進革命而又力反全盤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觀。 在最近期的中國近代，革命與西化是時代的主旋律，錢氏根據其對中國歷史文化帶有明確溫情與敬意態度的內在理解，面對這一股強大的時代風潮，盡了一個獨立的批評者的責任。當然，他的史觀也不能說就是反革命的，環宇而觀：即以王室而論，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如果清廷順勢而為，中國亦可另有出路，無奈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所以革命（準確地說民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角度，他敏銳觀察到戊戌變法的革命意味，及由此而至辛亥革命的歷史延續性。 但民國以來的亂象(軍閥割據、帝制復辟、政黨紛爭等等)，只激起文化革命、社會革命等等之呼號與活動，均為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逐步成長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之必然結局。（康有為主張速變、全變的口號，可算標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西人所獨擅中國所欠缺的民主與科學為目標，但在錢穆看來，漢唐文治已臻民主之境，由此所孕育發展出的考試與銓選，尤為舉世公認之善制，惜乎國人不自護惜，自戕國本，以滋紛亂，所謂惟求一變故常以為快者，此自晚清已然矣。從政治理論說：中國政制，本求政府領導民眾，不能遽覬民眾操縱政府。清政府以不能盡領導民眾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國以來之政治理論，忽變為民眾指導政府，於是政府躲卸其責任，民意亦無法表現，而變成兩頭落空。 一般來說，錢穆先生會予人以保守的印象，其實從保守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精神來說，他確是保守的。但絕不可理解為深閉固拒、排斥外來文化之類。事實上，他不僅擁有開放的文化心態，而且此種胸襟正本於中國自身的歷史。以晚清興學為例，他認為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在接收外來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如此高標格的批評，明顯是建立在宏闊的歷史比較基礎之上的，未嘗不是國史之偉大開放精神通過史家筆墨的自然流露。 以儒學為宗的文化意識 他對儒學之社會作用有扼要的概括：儒家思想之表現，往上是政治，往下就是教育。他對儒家精神之歷史功效也有中肯的評價：中國讀書人在鄉村做土豪劣紳，跑到政府做貪官污吏，在歷史上亦不可勝數。可是一部中國歷史是由儒家精神、士的精神維持下來，這是無可否認的。就整部中國近代史來說，他最服膺和着力闡揚的是宋明理學新儒學的精神。我想再引一下【國史大綱】初行若干版所無而為後來增補的話： 宋、明理學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團，上面影響政治，下面注意農村社會，而成為自宋以下一千年來中國歷史一種安定與指導之力量。晚清以來，西化東漸，自然科學之發展，新的工商業與新的都市突飛猛進，亟待有再度興起的新的士階層之領導與主持，此則為開出此下中國新歷史的主要契機所在。 對於宋、明理學精神，錢先生本人無疑有深切的理解與熱烈的呼應，他是非常自覺地承當這一精神的，所以在最近期中國近代史書寫中常常流露出刻骨的士的自責，而其國史之通體書寫則明徹地展現着士的自覺。我認為，在錢穆的國史系統中，牽引着那一條線通貫而下的線之線頭的主角，正是士。然而，這絕不僅僅只是書寫的問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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