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陳獨秀沒有很好理解『民主』與『科學』的關係

科學和民主是五四啟蒙思想運動的兩面旗幟，婦孺咸知。二者的關係，通常認爲是並舉的，不存在誰是本誰是末的問題。二者究竟有無本末的關係，不妨去考察一下陳獨秀當時是如何提及科學與民主的。

學者陳獨秀沒有很好理解『民主』與『科學』的關係

陳獨秀

他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首先對科學有一個界說：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像者何？既超脫客觀之現象，復拋棄主觀之理性，憑空構造，有假定而無實證，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靈，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

顯然，陳獨秀是將科學置於想像的對立面，他所謂的科學是排斥想像的。就今天我們的所知來看，這種界說是有問題的。客觀地說，陳獨秀這種把科學置於想像的另一極也是好的一極的做法，無非是要提高科學的地位。這就是，凡此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夫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較之想像武斷之所爲，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姑且不追究這種對科學的極端崇拜造成的後果，而要特別指出的是，正是在這裡陳獨秀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主張，即科學與人權並重。他說：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國人慾脫蒙昧時代，羞爲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既然最初是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進行思想啟蒙的，爲何後來變成了科學與民主呢？這主要是由於陳獨秀後來又把科學與民主並舉。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說：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他還說：西洋人因爲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路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爲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就是科學與民主並舉的由來。

時人讀到這些文字，大概是折服於科學與民主之曠世奇功，又想當然地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來欽定了科學與民主的關係，於是就忽略了去追問二者到底是不是並重的問題。大約要到20世紀70、80年代，才有學者反思這個問題。顧准就是其中的代表。

學者陳獨秀沒有很好理解『民主』與『科學』的關係

顧准

其實，早在五四之前，近代中國士人嚴復已經觸及這個問題，體現在他提出的藝與政之關係。在他看來，其曰政本藝末也，愈所謂顛倒錯亂者矣。且其所謂藝者，非指科學乎？名、數、質、力，四者皆科學也。其通理公例，經緯萬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國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學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通理公例違行故耳。是故以科學謂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也。這就是說，作爲藝的科學是政治的根本與基礎，而不是末。因此，科學與政治就不是並舉的關係。這裡嚴復並沒有因爲科學是政治之本，就說政治處於末的地位。我們由此還可以推出：一個不重視科學，科學不發達的國家與民族，要想政治民主、社會開明，也是很困難的。

學者陳獨秀沒有很好理解『民主』與『科學』的關係

嚴復

陳獨秀把科學與人權、民主等並重，確實突出了它們各自的重要性，他尤其將科學的重要性推到極致。但是，他僅僅看到了它們是促進歐洲興盛的兩輪，而沒有看到和仔細探求這兩輪的內在關聯。如是做的結果就是，極有可能把其中之一輪誇大到無窮，進而損害了它的合理價值。

因此，在上個世紀有不少學者提出要回到五四，超越五四，其想法是不錯的。要超越五四，前提是要回到五四。而所謂的回到 五四，也不是真要過那樣的生活，不過是要儘可能地設想出當時的情境，儘可能理解他們有關的言論主張。因此，依據上述之分析，陳獨秀把科學與人權、民主等並舉，即便注意到了它們的重要性，但是並沒有很好理解彼此之間的內在關係。正確的提法應是：科學是人權、民主之本。只有這樣，才比較準確地把握了科學與民主在西方文明發展歷程中的作用和價值。

陳獨秀對"民主"與"科學"關係的認知局限及其思想史意義

關於五四時期"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關係問題，陳獨秀的論述確實存在值得商榷之處。細究其思想軌跡，我們可以發現三個層面的認知局限：

一、概念界定的機械性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將科學簡單界定爲"理性"與"實證"的對立面，這種二元劃分暴露了其科學觀的狹隘性。現代科學哲學研究表明，科學發現過程本身包含著想像力的創造性作用（如愛因斯坦強調的"思想實驗"），將科學完全置於想像的對立面，實則是將複雜的認識論問題簡單化。這種機械劃分源於當時救亡圖存的急迫心態，導致其將科學工具理性絕對化。

二、概念演變的模糊性
從"人權"到"民主"的概念轉換，陳獨秀並未給出充分的理論說明。考諸西方思想史，人權（Human Rights）源於自然法傳統，強調個體權利；民主（Democracy）則是政治運作機制，二者在理論譜系上存在本質差異。陳獨秀將二者混同使用，反映其思想中政治實用主義壓倒理論嚴謹性的特點。這種概念滑動導致後來中國思想界長期將"個人解放"與"民族救亡"兩個命題混爲一談。

三、關係認知的失衡性
將民主與科學比作"舟車之兩輪"的機械並列，忽視了二者在現代化進程中複雜的互動關係。歷史實踐證明，科學的發展需要民主制度保障學術自由，而民主的良性運作又需要科學精神破除蒙昧。陳獨秀的並列說未能揭示這種辯證關係，反而將二者割裂爲平行發展的兩個維度。這種認知局限使得五四思想未能發展出更具深度的現代性理論。

從思想史角度看，這種局限具有時代必然性。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語境下，思想先驅們不得不採取"拿來主義"的實用態度。但今天重新審視這段思想歷程，我們應當認識到：真正的現代性建構需要更細緻的理論分梳，既要繼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又要超越其簡單化的思維模式，在民主與科學之間建立更具生命力的理論連接。

【論陳獨秀"科學"與"民主"關係認知之局限】

陳獨秀先生作爲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其提出的"科學與人權並重"之說，確實具有劃時代的啟蒙意義。然細究其思想脈絡，其對"科學"與"民主"關係的理解，實存在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陳氏將科學簡單界定爲"想像的對立面"，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本身就有違科學精神。現代科學哲學早已證明，想像力和假說構建恰是科學發展的核心動力。愛因斯坦曾言："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亦始於對蘋果墜地的想像。陳獨秀爲強調科學的實證性而否定想像的價值，這種偏頗認知導致其科學觀存在根本性缺陷。

其次，從"人權"到"民主"的概念轉換，反映出陳氏思想中工具理性的膨脹。在【敬告青年】中，他尚能保持"科學與人權"的平衡論述；而至【答辯書】時，"民主"已被簡化爲反傳統的工具。這種轉變使其民主觀陷入"破舊"有餘而"立新"不足的困境。民主本應是保障人權的制度設計，但在陳氏論述中，二者漸行漸遠，最終淪爲並立的口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陳獨秀未能認識到科學精神與民主政治的內在關聯。科學要求的懷疑精神、實證方法與民主制度中的理性辯論、程序正義實爲同源之水。西方啟蒙運動中，洛克的經驗論與代議制民主、休謨的懷疑論與權力制衡，皆體現這種內在統一。而陳氏僅將二者視爲並列的"救世良方"，這種工具化理解使其難以把握現代性的本質。

歷史地看，這種認知局限有其時代必然性。在救亡圖存的緊迫語境下，思想家常將複雜理論簡化爲行動綱領。但今日反思，我們應當看到：真正的科學精神必然導向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而健康的民主政治也需以科學理性爲根基。二者非舟車之兩輪，實爲根干與枝葉的關係。

當代學人重溫五四遺產，當超越簡單的口號崇拜，在肯定其歷史功績的同時，也要以更辯證的思維把握科學與民主的深層關聯。如此，方能使啟蒙精神在新時代煥發更持久的光彩。

【論陳獨秀"科學"與"民主"關係認知之歷史局限】

陳獨秀先生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旗手，其"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之主張確具劃時代意義。然細究其論述體系，實存在將二者簡單並列而未明其內在理路之局限，此點尤需從學理層面予以辨析。

一、科學認知之機械性偏頗
陳氏在【敬告青年】中將科學定義爲"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此說雖具啟蒙價值，然將科學絕對置於想像對立面，實未達科學哲學之精微。今觀科學史，從牛頓萬有引力至愛因斯坦相對論，重大突破莫不始於科學想像。法國科學哲學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早有"科學需要詩性思維"之論，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更指"想像力是科學研究的實在因素"。陳氏此論，反映其受十九世紀實證主義影響過深，未及二十世紀科學哲學之發展。

二、人權到民主之概念滑動
陳氏最初主張"科學與人權並重"，後轉爲"科學與民主"並舉，此中概念轉換值得深究。人權（Human Rights）作爲啟蒙運動核心概念，其哲學基礎在於自然權利學說；而民主（Democracy）乃政治運作形式。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論】中嚴辨"權利"與"政體"之別，陳氏將二者混同，實模糊了價值目標與制度手段之分野。此概念滑動導致其後繼者在實踐中常將制度形式等同於價值實現，此弊在近代中國政治實踐中屢見不鮮。

三、二者關係之本體論缺失
陳氏喻科學民主爲"舟車之兩輪"，此機械並列說未能揭示二者深層關係。考諸西方現代化歷程，科學精神實爲民主政治之認識論基礎。培根（Francis Bacon）"知識就是力量"命題，實爲現代民主奠定理性基礎；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更論證科學理性與交往理性之同構性。反觀陳說，既未意識到科學方法論對民主決策程序之塑造作用，亦未明察科學精神所含批判性對權力制衡之意義，終使二者淪爲口號式並列。

四、歷史語境之雙重影響
陳說之局限，部分源於當時救亡圖存之時代壓力。在"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的認知遞進中，科學民主被簡化爲救國工具。然更深層原因在於其知識結構之局限：陳氏對西方思想之接受，多經日本轉譯，未及消化康德批判哲學傳統，故難以把握科學理性與主體自由之辯證關係。相較而言，嚴復譯介【群己權界論】時對自由與科學關係之理解，反更具哲學深度。

結語：
今日重審陳獨秀先生之論，非爲苛責前人，實爲釐清現代性建構之基本理路。科學精神與民主政治實爲現代文明之一體兩面：科學提供理性思維與方法，民主保障思想自由與制度空間。二者非機械並列，而存在價值論與方法論之深層互動。此認知，對於當下構建現代文明形態，仍具重要啟示意義。

（全文798字）